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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09年3月被告卫生局在第三人赵某提交的审批材料初审意见、主管领导意见、局长审批栏中无签字、无公章的情况下为赵某颁发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009年4月尹某因咽痛到赵某的卫生室就诊，输液过程中尹某出现抽搐等症状，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司法鉴定部门认定尹某的死亡赵某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2009年9月尹某的丈夫杨某以被告卫生局严重违法为第三人赵某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由，认为被告卫生局使赵某行医合法化，并导致尹某死亡，请求法院确认该许可证无效，并判决被告卫生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杨某和被诉行政许可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且行政许可机关违法许可，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当与第三人赵某按照过错大小分担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杨某不具有原告资格。造成尹某死亡的是赵某，应由赵某承担民事责任，尹某的死亡与被告卫生局的颁证行为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驳回原告杨某的起诉。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杨某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驳回原告杨某的起诉。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从原告资格认定层面来分析。因本案涉及行政许可，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许可诉讼的原告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行政行为相对人，即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直接针对的组织或者个人，包括行政许可申请人、被许可人以及被行政处罚人。2.行政行为相关人，即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该行为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组织或者个人。主要包括：相邻权人和公平竞争权人。根据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杨某既不是行政行为相对人中的“行政许可申请人”、“被许可人”、“被行政处罚人”，也不属于行政相关人中的“相邻权人”、“公平竞争权人”。

其次，从法律上利害关系层面来分析。行政法律有关利害关系人的规定主要涉及两个条文：即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利害关系”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应考虑“直接充分性”。即具体行政行为可能直接、充分影响到关联人的利益，而不是间接影响，这样的关联人，才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享有原告资格。同时，在排他性行政许可行为中，同等条件的申请人被许可权因许可行为被彻底排除，其受到的影响可以被认为“直接、充分”利益受损，此类当事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并进入司法审查程序。本案中，卫生局违法发许可证的行为既不是“排他性许可”，也不是导致尹某死亡的直接原因，而是经司法鉴定部门认定，赵某的治疗与尹某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再次，从医疗事故层面来分析。在本案非排他性的许可中，其他公民与许可事项直接相关的权益并未因此受到限制和损害，而其他与被许可事项间接相关的权益，即使受许可行为影响也不应作为直接利益予以保护。对于这类权益的争议，当事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所以，尹某到赵某的医疗机构就诊，发生了死亡的结果，经鉴定尹某的死亡赵某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来处理：即“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河南省宜阳县人民法院）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举办“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法律适用研讨会”，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庭、室领导，刑法学界著名专家学者，江苏、浙江等省市法院领导，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相关领导、实务专家等40多人参加会议，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具体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一、应否区分殴打故意与伤害故意

　　对于拳打脚踢等轻微殴打行为导致被害人摔倒磕碰死亡或者原有病症发作死亡的案件，是否应当根据具体行为造成人身伤害的危险性程度区分为殴打行为与伤害行为，并据此认定行为人分别具有殴打故意与伤害故意，研讨中存在两种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具有攻击性的行为都是伤害行为，行为人均具有伤害故意，没有必要区分殴打行为与伤害行为、伤害故意与殴打故意。只要是攻击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就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另一种观点认为，日常的攻击、打人行为基于罪刑相当原则和结果加重犯理论，对于客观行为在一般人看来具有高度致害危险性的，才可以认定故意伤害（致死）罪，多数情形宜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认定。

　　研讨会倾向于同意第二种意见。第一，从刑法理论视角看，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是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结果加重犯是立法规定的一种特殊犯罪类型，以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的发生“有客观的预见可能性”而“主观上却没有预见”作为要件，既然加重结果发生具有“客观的预见可能性”，则意味着基本行为在客观上具有引发严重伤害甚至可能导致死亡的高度危险性。因此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行为，应在客观上具有高度致害危险性。第二，罪刑相当原则是刑法基本原则，在解释法律时应当予以贯彻。根据刑法规定，故意伤害（致死）罪的法定刑为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司法者在解释故意伤害（致死）罪条款时应当从严掌握，尽力排除从主客观两方面看均属轻微,只是由于介入其他因素才导致死亡结果发生的行为。第三，刑法判决要考虑公众的接受程度。对于处在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边缘的行为，应该立足于社会一般心理做出判断。在此类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中，涉案行为并未直接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的后果，而是多因被害人倒地磕碰或者原有病症发作等复杂因素导致死亡，类似于具有可谅性的“失手打死人”情形,将此认定为殴打行为并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认定更易为社会公众接受。

　　二、如何区分殴打故意与伤害故意

　　在实务层面，如何区分殴打故意与伤害故意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区分殴打故意和伤害故意虽然具有理论意义，但是在实务层面具有相当难度。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宜认定故意伤害罪，报最高法院经由特别减轻程序处理。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通过考查案发起因、被告人被害人双方关系、殴打工具、殴打部位、殴打力度和介入因素等进行综合判断、区分。

　　研讨会倾向于同意第二种意见。主观故意通过客观行为予以体现，在实务层面可以通过殴打力度、殴打工具、双方关系等客观要素认定主观故意。一是打击工具，若被告人持有刀具、铁管、木棒等明显具有杀伤力的工具进行打击，可直接认定行为人具有伤害故意。二是打击力度与打击部位，若行为人仅是随手抓起身旁日常用品殴打被害人，或者采用拳打脚踢掌推的徒手方式殴打被害人时，通常情况下认定行为人仅具殴打故意。但若打击没有节制或者当时场所特殊而具有高度致害危险性的，例如长时间殴打，或者在楼梯口、车辆穿行的马路边猛推、追打被害人的，也可认定行为人具有伤害故意。三是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力量差异通常可以超越打击工具、打击部位等要素直接证明行为人具有伤害故意。如武术运动员拳打脚踢幼童或老者致其死亡，通常认定行为人的放纵行为具有高度致害危险性。四是双方关系，某些特殊关系可以成为排除伤害故意的要素。

　　三、如何认定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中行为人的注意义务

　　对于被害人因对方推搡、掌推、强力转身、甩手等行为而倒地磕碰或者致使原有病症发作而死亡的案件，行为人是否构成过失犯罪，实践中分歧较大。

　　一种观点认为，只有行为人具有攻击他人的主观故意，并且实施攻击行为，才可认定故意伤害（致死）罪。对于行为人实施甩手、转身等防御行为造成他人死伤后果的，应当认定为意外事件。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类暴力程度较轻，但是否构成过失犯罪，应当综合考虑其主观意图、被害人个体情况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判断其是否负有注意义务。

　　研讨会倾向于同意第二种意见。上述轻微暴力行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行为人意图对被害人造成轻微痛苦而实施的攻击行为。这类行为受制于愤怒情绪，具有攻击性而且力度容易失控，又因为通过殴打他人发泄自己不良情绪应受谴责，因此行为人应当承担避免对方因殴打行为摔倒磕碰死亡的注意义务，一旦危害结果发生，行为人就因未履行注意义务构成过失犯罪。第二类是行为人意图摆脱被害人拉扯而实施的强力甩手、转身等防卫行为。这类行为因不具攻击性而风险较小，又因为处在被他人拉扯难于脱身的情形，通过用力甩手或者转身来摆脱纠缠确属本能之举，可谴责性程度较低，行为人通常不负预见并避免被害人摔倒磕碰死亡的注意义务，除非争执发生在马路边、行进公交车中等极易摔倒遭受磕碰的场合，或者对方是年弱老者或者年幼儿童。

　　四、如何认定事实因果关系与刑法因果关系

　　在被害人因轻微暴力行为引发磕碰或者原有病症发作而死亡的案件中，涉案行为与死亡结果是否存在刑法因果关系，也是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具有相当性的事实因果关系,在被害人因轻微暴力行为倒地磕碰或者原有病症发作而死亡的案件中，涉案行为与危害结果虽然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是缺乏相当性,故二者不存在刑法因果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被害人因轻微暴力行为而倒地磕碰或者原有病症发作而死亡的案件中，涉案行为与危害结果具有刑法因果关系。

　　研讨会倾向于同意第二种意见。定罪的通常思路是，先从事实层面入手确定涉案行为、危害结果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危害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得以确认，才从规范层面入手结合被告人的主观罪过来确定其是否应当对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从这一角度讲，因果关系旨在确定涉案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属于事实层面的归因问题。只要涉案行为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原因作用力，就可以认定二者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如果在刑事认定中否定因果关系，而在民事责任的界定中又承认事实上的因果联系，则势必造成刑、民法律关系的无谓冲突，故不足取。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