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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寻求审判工作新突破

张利英


　　作为司法警察在我国法院系统，不仅担负着保障各级法院的安全，维护法庭审判工作的秩序，负责刑事案件被告人的押解，民事起诉状副本的送达及财产保全任务，还经常性地参与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确保生效法律内容的实现，尤其在应付和解决各类突发事件中，法警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法警作为法院系统一直特殊的半军事化武装力量，其任重而道远，作用亦越来越大。
需围绕加强司法警察能力建设，而提出“五围绕　五突出”的工作目标,寻求服务审判工作新突破。

　　一是围绕增强思想政治文化学习，突出政治主题教育，这是法警业务学习不可缺少的一环。法警工作所涉及的面是非常之广，通过政治文化的学习，能提高广大法警的政治文化水准。分析和辨别带有政治意义的大是大非的能力。以及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改造对意识形态及思维领域里的一些模糊概念，经常性地组织业务学习和相关法规的书集，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频发的司法警察条令、条例及警械器材使用的有关规定，是司法警察日常学习的重中之重，只有认真学习好这写法规，我们在工作中才能遇事不慌不忙，也能真正严格依法办事。

　　二是围绕增强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突出抓业务技能训练。警务技能是司法警察队伍综合技能素质的反映，司法警察队伍个否在新形势条件下，具有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顺利完成各种警务活动任务尤其是在处理突出事件及暴力抗法等严重违法行为时，能否“手到病去”迅速平息事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在坚持日常训练的同时，以阅警为契机，制定出严格的技能训练计划和科目，分阶段逐项展开训练，对新老警员分训施教，通过练就过硬本领，在执法手段上体现司法的权威性，在工作作风上体现准军事化队伍的特点。

　　三是围绕增强警务保障水平，突出抓履行职能规范。严格规范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高度重视刑事审判保障工作。对民事、行政类案件在巡视矛盾计划案件庭前预告制度。强化迅速仅应和协作配合灵活机动地安排警力，切实加强维护稳定的安全防范工作，确保机关的安全。

　　四是围绕增强日常规范化管理，突出抓内务制度健全，人真履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依法治警的原则，认真落实“双重领导，编队管理”内强素质、外树形象“的各项措施。大胆创新司法警察工作的考核制度和警务工作保障制度，进一步细化法警大队二十四小时日常制
度。
　　五是围绕增强理论业务水平，突出抓调研宣传信息。认真开展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理论调研和论文的撰写，并注重成果的转化与运用，用调研成果来指导和改进工作，提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力。
通过对司法警察进行严格的专业化学习和训练，司法警察队伍的综合素质一定会取得显著的进步，加上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司法警察队伍建设一定会更上一个层次，也必将越来越显示出其的突出性和重要性。




重构我国司法调解制度之管见

陈文刚


司法调解制度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教育规劝，促使其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的活动。司法调解制度，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我国“和为贵”、“冤家宜解不宜结”等传统美德和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已成为我国法院的“高水平审判”方式，被誉为“东方经验”。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专章对调解解制度进行了规定，但仅有短短的七条，较为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对调解制度作出了一些司法解释，特别是2004年8月颁发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法院的调解实践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但我国司法调解制度在立法结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重大缺陷依然存在，主要有：
第一、同一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性质不同的调解制度和判决制度不科学。我国《民事诉讼法》既规定了调解制度，又规定了判决制度，而两者属截然不同的解决民事争议的不同机制，有作严密的制度设计的判决程序和随意性很大的调解程序，一刚一柔，性质完全不同，将其规定在同一程序中，必然造成任意性与规范性的冲突，表现出了我国现行调解制度在立法结构上的不科学。
第二、调解者与判决者归于同一不科学。现行《民事诉讼法》将法官设计成兼具审判者和调解者双重身份的诉讼主体，他既是疏导、钝化、消解当事人之间矛盾的调解者，又是诉讼活动的指挥者和纠纷的裁判者，他可以认定或否定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支持或反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这种身份上的竞合，使调解者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在当前司法实践中普遍重视，甚至片面追求调解率的情况下，法官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在处理案件时自然而然地选择调解结案，在法官摆出裁判者身份进行调解时，当事人违心达成协议成为必然。
第三、调解自愿原则与有关规定相矛盾。自愿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调解基本原则，但现行民事法律却又规定了若干应当进行调解的情形，如规定离婚案件必须进行调解，规定六类案件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等，这此强制性规定显然与自愿调解原则相冲突，客观上形成了毋须征求当事人同意即可进行调解，使“强制调解”成为了一种合法的行为。
第四、现行《民事诉讼法》将“事实清楚、是非分明”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有失妥当。调解贯穿于民事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可以在庭前、庭中、庭后（宣判前）的任何时候进行。在庭前、庭中调解时，要求做到“事实清楚、是非分明”是不科学的，因为只有对证据进行举证、质证，经过庭审中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才能认定事实，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才可能“是非分明”。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调解要求“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在时空结构上混淆了调解与判决的界限，无疑扼杀了调解固有的属性，抑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还不如直接判决更为快捷、经济。
我国的司法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已成为立法者、学者及司法工作者的共识。本人认为，在重构我国司法调解制度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政治和经济条件等因素，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
第一、将调解者和审判者分离。在立法上，树立调审分离的指导思相，将调解和判决这两种浑然不同的解纠机制按照其特点分别加以规定，绝对禁止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在身份上竞合。调解法官只能依照特定的原则调解案件，调解不成，不能进行判决，只能依法及时将案件移送审判者审判。
第二、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调解机构应附设于立案庭，与负责庭前准备合二为一，既与审判环节相分离，又可利用立案庭现有的职责范围和司法资源，在民事诉讼案件流程中，调解只是其中的一环，从解纠角度看，调解和审判相区分自成系统。
第三、调解时间和审级上加以限制。为确保调审分离，防止反复调解，久拖促调解，应当规定调解只适用一审程序的审理前，一旦进入审理阶段，法院就不能进行调解，但双方当事人均申请调解的除外。当然，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均应允许当事人自行和解。
第四、取消与自愿调解原则相悖的强制调解规范，使调解真正成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自由选择，处于调解制度的核心地位，实现司法调解的本质属性。
第五、实行调解不公开原则。判决是强制性的解纠方式，因此要求审判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实行公开审理的制度，经过对抗判定事实。而调解与此不同，调解更注重和合，因此更需要和谐气氛，试想在庄严的法庭上公开唇枪舌剑后，当事人还有多少可能达成一个互谅互让的协议？另外，随着公民权利的苏醒，纠纷的当事人也更希望纠纷在不公开的方式下得到处理。司法实践中，法官也常常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进行，尽量为调解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第六、对调解案件再审的限制。现行法律允许对调解案件进行再审，这体现了有错必究的审判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现行法律对调解的再审条件没有作出相应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过于宽泛，也至于影响了法院处理案件的严肃性。因此，司法调解再审应当加以限制，仅限于：1、协议内容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侵犯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2、协议是受胁迫、欺诈而达成；3、参与调解的人无诉讼行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