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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批复

国函〔2012〕58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委：
　　发展改革委《关于报送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的有关政策（送审稿）的请示》（发改地区〔2012〕767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打造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引领区。
　　二、支持前海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先行先试，建设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
　　（一）允许前海探索拓宽境外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配合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构建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
　　（二）支持设立在前海的银行机构发放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积极研究香港银行机构对设立在前海的企业或项目发放人民币贷款。
　　（三）支持在前海注册、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国务院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用于支持前海开发建设。
　　（四）支持设立前海股权投资母基金。
　　（五）支持包括香港在内的外资股权投资基金在前海创新发展，积极探索外资股权投资企业在资本金结汇、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的新模式。
　　（六）进一步推进前海金融市场扩大对香港开放。支持在CEPA框架下适当降低香港金融企业在前海设立机构和开展金融业务的准入条件。
　　（七）根据国家总体部署和规范发展要求，支持前海试点设立各类有利于增强市场功能的创新型金融机构，探索推动新型要素交易平台建设，支持前海开展以服务实体经济为重点的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和业务模式创新。
　　（八）支持香港金融机构和其他境内外金融机构在前海设立国际性或全国性管理总部、业务运营总部，加快提高金融国际化水平，促进前海金融业和总部经济集聚发展。
　　落实上述政策的具体措施，分别由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商有关方面按程序制定。
　　三、在国家税制改革框架下，支持前海在探索现代服务业税收体制改革中发挥先行先试作用。
　　（一）在制定产业准入目录及优惠目录的基础上，对前海符合条件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产业准入目录及优惠目录分别由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二）对在前海工作、符合前海规划产业发展需要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取得的暂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按内地与境外个人所得税负差额给予的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三）注册在前海的符合规定条件的现代物流企业享受现行试点物流企业按差额征收营业税的政策。
　　四、加强法律事务合作。
　　（一）探索香港仲裁机构在前海设立分支机构。
　　（二）进一步密切内地与香港律师业的合作，探索完善两地律师事务所联营方式，在CEPA及其补充协议框架下，深化落实对香港的各项开放措施。
　　五、支持前海建设深港人才特区，建立健全有利于现代服务业人才集聚的机制，营造便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一）创新管理机制，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为外国籍人才、港澳台人才、海外华侨和留学归国人才在前海的就业、生活以及出入境等提供便利。
　　（二）将前海纳入经国家批准的广东省专业资格互认先行先试试点范围。
　　（三）允许取得香港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士直接为前海企业和居民提供专业服务，服务范围限定在前海内，具体政策措施及管理办法由行业主管部门商有关方面制定。
　　（四）允许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担任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在前海先行先试，具体试行办法由深圳市制定，报财政部批准后实施。
　　六、支持前海在深港两地教育、医疗等方面开展合作试点。
　　（一）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经批准在前海设立独资国际学校，其招生范围可扩大至在前海工作的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海外华侨和归国留学人才的子女。
　　（二）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前海设立独资医院。
　　七、加强电信业合作。
　　（一）支持港澳电信运营商与内地电信运营商根据CEPA在前海建立合资企业，经营电信业务。
　　（二）鼓励创新电信运营管理模式，支持当地电信企业根据前海实际探索制定优惠电信资费方案。
　　（三）支持建设前海国际通信专用通道，满足前海企业的国际通信业务需求。
　　八、广东省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做好相关组织实施工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要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和服务，推动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创造良好环境。


　　　　　　　　　　　　　　　　　　　　　　　　　　　　　国务院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浅析死者人格利益之保护期（下）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的决定因素之二商品化利用程度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的法律态度，英美法的公开权保护模式与德国法的人格权保护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即对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人格财产利益预设固定保护期限，而对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人格财产利益，法律不规定固定保护期限，而交由司法实务解决。
　　第一，从功能主义到形式主义的转变，决定了法律预设固定期限作为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英美学者对人格商品化利用的正当化理由存在不同解释，主要是从财产的自然权利、功利主义的主张、经济效率、阻止或返还不当得利、保护人格尊严等角度加以阐释。还有学者将其归结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是资本主义制度商品化运作的结果。法律为何对公开权预设保护期限？一种有力的解释是，在对待新型财产的问题上，有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功能主义的方法注重考虑某种利益成为财产权后所能实现的政策效果，进而判定是否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将该利益认定为财产。与此相对，形式主义的方法则不考虑某种利益受政府保护的原因，而是直接将那些被贴上“财产”标签的利益认定为具有传统财产的所有特性。法律之所以对公开权预设保护期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财产三段论”推理方法的影响：因为公开权具有财产的某些特性，所以公开权是一种财产；既然公开权是一种财产，它就应具有传统财产的其他特性，例如期限性。因此，似乎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理由否定公开权在权利人死后具有可继承性。公开权大概就是这样被认定为一项财产权的。这种推理显然是以形式主义和“财产三段论”为基础，而形式主义的确立则为法律预设公开权保护期限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对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人格财产利益，法律规定固定保护期限。在人格之各项财产利益中，商品化利用程度最高的首推肖像，其主要原因当与各类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深化有关。在英国和美国，肖像是公开权保护的典型对象。依据美国各州的制定法和判例法，死者肖像的保护期限各不相同，在加利福尼亚州为死者死后70年，在奥克拉荷马州为100年，在德克萨斯州为50年，在佛罗里达州为40年，在维吉尼亚州为20年，在田纳西州为10年（但若形象权被利用则可以延展保护期间）。商品化利用程度是否较高的标准是“可识别性”。公开权保护范围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基于可识别性认定范围的扩大而扩张。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制定法规定公开权的保护范围是“姓名、声音、签名、图片和肖像”，在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死者肖像的保护期限为肖像权人死亡后10年。但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对死者人格形象的保护期限还受到其损害程度、死者人格形象的知名度和重要性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公开权往往只保护特定的身份特征如姓名、肖像和签名，但是这些国家的法院也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创设出类似于“可识别性”的概念，用于判定原告是否应受公开权的保护。“可识别性”标准影响甚至决定某类人格之财产利益是否受保护及其保护期限，因为“可识别性”是人格之财产利益能否被普遍商品化利用的基本判断标准。达到法律认可之可识别性标准的财产利益，通常在实践中已被广泛商品化利用，法律对其采取类似知识产权的做法，即规定一个死者死亡后的固定期限作为该财产利益保护期限。
　　第三，对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人格财产利益，法律未规定固定保护期限，而交由司法实务解决。与肖像、姓名等典型人格之财产利益相比，体态、口头禅、装饰风格等商品化利用程度要小得多，甚至其是否应作为人格财产利益受保护都不是毫无争议的。该类利益实则处于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边缘，有的更处于法律认可与未认可的边缘。因尚未被充分商品化利用，该类利益的财产属性未达到可识别性标准，因此法律对其未规定固定保护期限。但因社会关系变动，商品化利用的利益范围逐渐扩大，原本利用程度较低的利益也渐被广泛利用，司法实务可依据社会现实来判断某类利益应否作为人格之财产利益加以保护。法院的基本判断标准为被告是否“以商业为目的，未经对方同意，通过使用个人各种身份标记，盗用个人身份的商业价值”。在其他判例中，公开权保护范围被扩张至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头禅、足球明星绰号等人格财产利益。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原本仅保护肖像，但自heinzerhardt案之后，保护范围扩大至肖像以外的其他人格特征（如嗓音）。德国学者认为对死者人格权的保护应谨慎地类推适用《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即以死者死亡后10年为保护期限。由是观之，对人格财产利益的保护范围，无论是采公开权保护模式的英美法还是采人格权保护模式的德国法，均持开放性的态度，即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变动，以该利益的商品化利用程度是否达到可识别性标准为基本判断标准，来决定该利益是否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以及保护期限如何确定。而此项任务主要由司法实务而非制定法来完成。
　　就我国立法而言，现行法仅认可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而忽视、否认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更没有对后者保护期限作出规定。对于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学界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应类推适用著作财产权之保护期限，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为死后50年。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参照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期限来界定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即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第三种观点认为，应以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为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但肖像的保护期限应当缩短。个人观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与该利益商品化利用程度密切相关，应以可识别性为基本标准，结合立法政策、利益衡量等因素，对死者人格之各类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作出具体界定。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财产权未必存在于任何具有经济价值的事物上，在确定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将无形财产视为财产权进行保护时，一定程度的政策选择和对竞争性利益的平衡是必要的。”因此，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及实务经验，我国现阶段较为稳妥的做法是：(1)对于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可识别性无争议的人格之财产利益（现阶段可确定为肖像、姓名两种利益），适用固定保护期限，并承认其可转让、继承。由于现行法无直接规定，类推适用《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是较为合适的选择。(2)对于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可识别性尚存争议的有关人格利益，原则上仍认定为人格之精神利益，其保护期限依现行法规定为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3)对于原本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可识别性存在争议的人格利益，由于社会现实的发展而达到了法律保护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可在条件较为成熟的情况下以批复、解释等形式将其纳入到人格之财产利益的范围之中进行保护。
　　死者的人格利益包括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二者均应受到保护。但此两类利益保护期限的确定标准不同。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应采“间接说”保护方法，即立足于对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因此该利益保护期限以其近亲属生存期限为限。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系生前人格权之财产权能的转化，其具有可继承性。对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的死者肖像、姓名等财产利益，可类推适用《著作权法》以死者死后50年为其保护期限；对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的死者的其他人格利益，可由法院依据社会现实作出适当判断以确定其保护期限。
　　因此，对于开篇所述的两类纠纷可作如下处理：(1)第一类纠纷所涉古人之“名誉”，系属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依据《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的规定，请求权人为死者近亲属，因而其无适格之原告而不受法律保护。(2)在第二类纠纷中，“荷花女案”既涉及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亦涉及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保护。对于前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5条、《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的规定，死者近亲属可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精神损害赔偿等责任；对于后者，其系属现阶段商品化利用程度不高之人格利益，亦在死者近亲属生存期限内受法律保护，死者近亲属可请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案一审判决判定由被告赔偿原告800元，二审判决判定“在确认被告侵权和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下，经济赔偿问题由双方自行解决”，两审判决均未区分侵害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所生之精神损害赔偿与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所生之财产损害赔偿，显属不当。“鲁迅姓名权案”仅涉及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因死者姓名属商品化利用程度较高之财产利益，其保护期限类推适用《著作权法》为死者死后50年，死者继承人在该期限内主张权利，法院应予支持。该案的审理法院认为将鲁迅姓名注册为域名用于商业用途造成鲁迅后人的精神痛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混淆了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显属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