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铁路行业安全生产三项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铁道部
关于印发铁路行业安全生产三项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印发安全生产“三项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安委【2009】4号）精神，为在铁路系统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全面加强安全生产“三项建设”，特制定铁路行业《加强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强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细化方案，认真贯彻落实。
加强铁路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实施意见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深入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的实施方案”的要求，扎实有效推进“安全生产年”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铁路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促进铁路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工作部署，结合铁路安全生产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和全路安全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年”的总体部署，以提高安全生产执法效能为出发点，加强安全生产立法工作、安全标准化建设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推进安全生产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以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为着力点，加强基层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和执法队伍建设，推进安全生产体制建设取得新进展；以有效遏制铁路交通重特大事故为落脚点，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机制，推进安全生产机制建设取得新成效，为全面深入推进和谐铁路建设、实现铁路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工作目标。制定修订一批法规、规章和标准并贯彻实施；基层安全监管机构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监察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和规范；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运行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为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实现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提供有力的法制体制机制保障。
（三）基本原则。
-----坚持安全发展的指导原则，推进依法行政和管理机制创新。
-----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有计划、有步骤地扎实推进法制体制机制建设。
-----坚持当前重点建设与长期建设相结合，促进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全面协调发展。
-----坚持尊重基层站段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基层站段和铁路局有关部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结合工作实际，创新思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当前，尤其要围绕完善提速安全保障体系、建立高速提速安全长效机制，加强对提速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有见地的思路和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用以指导高速提速安全实践。
二、加强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建立规范的安全生产法治秩序
（四）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铁路安全生产法治制度。根据我国国情和铁路安全生产工作实际，针对铁路安全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推进铁路依法行政，强化铁路安全生产法制体制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铁路法》、《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等与安全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配合国家安全法律、行政法规的出台，及时清理与这些法律、法规相冲突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该废除的要及时予以废除，该修订的要抓紧修订，以确保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适应铁路安全生产需要，结合铁路运输实际，特别是高速铁路安全施工、运输需要，研究制定与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将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真正落到铁路工作实际。加大法律法规实施效果的调研，各铁路局针对调研发现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区划定问题、积极协调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出台有关安全保护区划定和保护方面的规章制度，解决铁路运输安全隐患；部有关部门要针对铁路交通事故处理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进一步研究制定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和办法，明确事故调查处理的程序，着力规范和完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机制，对铁路人身损害赔偿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要积极呼吁和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部有关部门要加快铁路安全生产许可、安全评价、安全生产行政处罚制度的修订完善。
各铁路局要逐步完善铁路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五）研究制定亟需的新的法规和规章，建立完善铁路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为完善铁路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组织研究拟定铁路安全监管、铁路安全应急管理、铁路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管理有关的规章制度，适应大规模铁路建设施工安全需要，要加快铁路建设领域的立法，部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做好《铁路建设条例》的制定工作。通过条例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铁路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管法律制度体系，明确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铁路建设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确立铁路建设安全监管体制机制；要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规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咨询等参与铁路工程建设单位的质量控制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认真研究论证高速铁路经过区域的地质条件，对高速铁路经过的沉降区禁止开采地下水的范围在《铁路建设条例》中作出明确规定，以确保高速铁路施工和运行安全。根据既有线提速改造建设施工安全需要，各有关部门要积极研究出台相应规章制度，为既有线建设施工过程中如何保障铁路运输安全提供有力地制度保障。结合已出台的铁路运输安全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加快铁路运输安全配套制度的制定，重点加强铁路运输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铁路运输安全行政责任追究、涉及铁路运输安全产品许可、铁路缺陷产品召回、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重大危险源控制、行车事故造成经济损失评价等规章制度的制定。为强化源头管理，严格控制铁路产品质量安全，有关部门要加强铁路物资采购制度的研究，完成《关于加强和规范铁路物资管理的指导意见》的制定工作。
各铁路局和基层站段，要根据本单位、本部门的安全生产形势和特点，研究制定亟需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六）规范铁路安全生产监管监察执法行为，加强铁路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监督。深入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全面推进铁路安全生产依法行政，特别是加强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依法行政工作。修订完善《铁道部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意见》，健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责任制度，明确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职责、责任追究范围、主体和程序。健全完善《铁路法》、《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办法和执法文书使用规范，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行为。逐步建立按照监管监察执法工作计划和现场监管监察工作方案的执法职责制度，积极探索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探索建立铁路联合执法机制，组织各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对各安全监管办制定的行政执法计划、履行执法职能、规范执法行为、增强执法能力、提高执法效能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铁道部有关部门和各安全监管办要强化安全生产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加强安全执法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机构和人员力量，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三、完善铁路行业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大力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
（七）完善铁路行业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在国家安全生产标准体系总体框架和原则下，结合铁路行业的特点，按照轻重缓急，逐步修订完善安全生产亟需管理规章制度和标准，建立健全铁路安全生产标准体系，促进铁路的安全标准化建设。要积极适应运输安全形势的变化要求和高速、提速、重载的运营条件，紧紧抓住线路、通信信号、牵引供电、动车组、机车、车辆等铁路关键设备，加快推进各专业安全生产标准的修订完善，并根据国家有关安全标准实施办法，制定配套实施细则。要通过技术、管理等安全生产标准的制定修订，进一步强化安全标准在铁路运输市场准入方面的规范作用，严禁质量不合格产品进入铁路市场，提高铁路安全技术装备的质量水平。要大力推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装备的使用，淘汰落后和严重危及安全生产的工艺、设备，消除安全隐患，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持续稳定。
（八）完善安全标准化建设规划、制度和规范。在总结近年来铁路安全标准化工作的基础上，借鉴其他行业的宝贵经验，由安监司牵头，会同有关业务部门，组织制定铁路安全标准化建设及实施指导意见，在全路有序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各专业部门要依据部总体规划，制定本系统的实施意见和建设方案，积极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要认真总结工作经验，及时搞好调查研究，组织选树一批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单位，以点带面，发挥典型示范效应，确保安全标准化建设取得实效。
（九）完善安全标准化建设政策措施。要把安全标准化工作与市场准入、风险抵押金、先进评比等工作相结合，建立健全适应铁路行业特点的安全标准化建设机制，对违反有关标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要加强对安全标准化建设的监管，部安监司会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安全生产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工作，将安全标准化建设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全安全标准化建设监管机制，提高监管工作效果。
四、落实铁路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进一步完善铁路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体制
（十）健全铁路“一岗双责”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安全监管职责。安全生产工作是铁路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重要职责。铁道部有关部门、各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要把安全生产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每月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例会，每季召开一次安委会，分析、部署、督促和检查本辖区内国家铁路、地方铁路、合资铁路、专用铁道、铁路专用线的安全生产工作；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行“一岗双责”，铁道部有关部门、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和铁路建设工程参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本辖区和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对安全生产工作亲自抓、负总责；分管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推进安全生产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按照“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铁道部、各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都要建立安全生产的考核制度和考核指标体系，并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逐级抓好落实；铁道部、各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所属有关部门，要切实承担起安全生产监管的职责，加强对本级部门和下一级行政机构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加强建设系统区域监督站建设，充实加强各级安全监管人员，增强履职能力。
（十一）理顺综合监管和专业监管职责关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精神，结合铁道部机关“三定”方案，明确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和各专业主管部门的安全监管职责，明确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各专业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管机构的职能定位，理顺综合监管与专业监管、不同层级监管的职责关系。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要认真履行综合监管职能，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认真履行本部门的监管职能，在铁道部、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的统一领导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负其责，密切配合，提高安全监管效能。
（十二）加强铁道部有关部门和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安全监管机构建设。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印发安全生产“三项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铁道部有关部门要根据铁路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结合实施2009年国务院批准的“铁道部三定方案”，加强安全监管机构和人员力量，修订完善《行车安全监察工作规则》。各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要依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根据管辖范围内国家铁路、地方铁路、合资铁路、专用铁路、铁路专用线里程和从业人员数量、运输换算周转量、铁路线路设备设施状况，配备能够适应安全生产工作需要的安全监管人员，增强安全监管机构的履职能力，切实解决安全监管权威性不够、力量不足、执法不到位等问题。
（十三）加强铁路安全生产监管执法队伍建设。总结推广地方政府和其他行业建立安全生产监管执法队伍的经验，加快推进铁路各级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机构建设。继续总结推广各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创新经验和有效做法，进一步指导推动各安全监管办、各铁路办事处安监室安全生产监察执法机构建设，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尽快落实机构和人员到位，加快推进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各铁路办事处安监室要根据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实际，加强安全监管监察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充实安全监管监察执法力量。鼓励各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在安全生产监察执法装备等方面积极创新，不断提高监察执法权威和执法水平，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日常性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安全生产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事故查处力度，加强对事故单位整改措施情况的督查，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十四）加快推进铁路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加快推进“十一五”铁路应急体系规划实施，全面落实规划确定的各项重点任务和重点项目，不断提高铁路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一是强化铁路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建设，认真落实应急机构、编制、职责、人员、经费等，建立健全应急相关制度和运行机制，不断完善铁路三级应急组织体系。二是强化铁路应急基础能力建设，切实抓好应急预案编制和修订、应急救援资源管理、应急专家队伍建设、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管理基本制度建设，提高铁路应急基础工作水平。三是强化铁路应急科技研究和开发。统筹协调有关科研力量，不断深化对铁路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基础理论、新技术和新装备的研发，加快成果转化和应用，提高铁路应急科技含量和装备水平。四是强化铁路应急宣传教育和培训演练。以各种形式广泛宣传铁路应急知识和法律法规，切实增强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大旅客货主的应急意识和防范能力。充分利用铁路现有培训资源和网络，抓好干部职工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知识培训。定期组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检验预案的实用性，提高干部职工的实作能力。五是强化日常值守应急和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切实加强对值守应急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值班制度，充实加强值班力量，严格执行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制度，提高信息报告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密切与地方有关部门的联系，及时准确掌握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加强信息跟踪和趋势分析研判，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事件的影响。
五、建立健全铁路安全生产工作机制，提高安全生产监管监察效能
（十五）建立健全各级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综合协调机制。依照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安委会职能和《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规则》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健全铁道部安委会全体会议、专题会议等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安委会及其办公室在信息交流、监督检查、考核评估、综合分析、拟定对策等方面的作用。认真履行安委会办公室监督检查、综合协调的职责，督促、检查安委会会议决定事项落实情况，并认真抓好安全生产绩效考核。各铁路局安委会要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定期向铁道部安委会报告本辖区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发生重大及以上事故和连续发生较大事故的要向铁道部作出深刻检查。要通过各级安委会综合协调职能的发挥和各专业主管部门工作责任的落实，逐步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进一步强化安委会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健全部门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既有线施工安全监管等联席会议制度，以及安全监管机构与有关部门联系沟通等制度。
遵循权责一致和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原则，在危险化学品运输、消防安全和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挖砂取土、采矿采石、建造建（构）筑物等方面的安全生产检查和专项整治行动中，建立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和公检法、监察机关共同参与的联合执法机制，形成执法的整体合力，提升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十六）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激励约束机制。落实《铁路局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加强对行车安全、人身安全、路外安全各项指标和建设项目施工安全的考核，落实运输生产安全责任制度，按考核结果兑现奖惩。落实《铁路运输安全考核办法》，对运输生产安全成效显著的单位，要按办法进行考核。对防止运输、施工安全事故发生做出重大贡献的职工，要给予表彰和奖励，调动广大职工保安全、促安全的积极性。各铁路局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改进和完善安全生产考核指标体系，坚持月通报、季公布、年考核的检查报告制度，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十七）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机制。铁道部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研究制定相关专业安全生产基础管理的指导意见，指导推动本专业系统和铁路运输单位、铁路建设工程参建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要依法对铁路运输单位落实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实施监督，严格执法检查，认真履行日常监督、定期检查和专项整治。督促铁路运输单位法定代表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层层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把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人。要加强对铁路运输企业领导班子特别是“第一责任人”安全生产履职尽职情况的考核，严格高危行业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资质管理，监督检查相关人员持证上岗情况。要严格事故责任追究，加重对事故直接责任者的责任追究，推动铁路运输单位安全管理制度化和规范化，确保铁路运输单位依法依规生产经营，生产必须安全，不安全不允许生产，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规章制度等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注意发挥安全生产群众监督作用，发挥好职工代表、各级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监督检查委员会和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等群众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网络的作用，定期对生产现场和职工作业场所开展设备、人身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问题，确保安全生产。
（十八）探索建立铁路运输单位安全生产诚信机制。要积极探索建立铁路运输单位安全生产诚信机制，推行铁路运输企业安全承诺，总结推广一批安全生产诚信建设的典型经验，积极倡导、培育铁路运输单位安全诚信意识。健全完善生产事故单位“黑名单”公告制度，及时公告存在非法违法生产行为、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重特大事故责任单位及法定代表人，铁路企法、计划、物资、建设等具有资质、招标采购管理职能的安委会成员单位对“黑名单”企业实施必要的制裁或限制，以有效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督促企业建立安全生产自我约束机制，落实铁路运输单位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十九）建立完善铁路交通事故信息管理机制。铁道部有关部门、各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要依据《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及《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规定，进一步细化和完善铁路交通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规范铁道部、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铁路交通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工作。完善铁路交通事故统计和铁路运输安全行政执法统计报告制度，确保事故统计准确及时。完善铁路交通事故、重大事故隐患举报处理制度，进一步规范举报信息处理机制，加大举报信息的核查处理力度。加大对隐瞒事故的追查力度，狠刹瞒报事故的歪风。完善铁路交通事故信息发布制度，积极引导社会舆论。
（二十）健全完善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机制。坚持“四不放过”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规章为准绳，认真调查处理铁路交通事故。完善铁道部、铁路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调查处理铁路交通事故机制。完善和落实事故调查、事故分析、事故通报、事故结案和事故责任追究等制度。铁路交通事故调查要实行事故调查组负责制，查清事故原因，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完善铁路运输单位领导干部安全生产问责制度和运输生产人员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制定问责办法，严肃追究安全管理人员和事故责任人的责任。构成违法犯罪行为的，要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加强领导、完善措施，确保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取得成效
（二十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铁路局要充分认识加强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意义，把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结合本单位、本部门实际，制定中长期工作规划并细化为年度工作计划，落实领导责任和部门责任，建立涵盖全面、责任明晰、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完善安全工作生产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切实推进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
（二十二）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要按照轻重缓急，突出行车设备、旅客运输、危险品运输、铁路建设施工等重点领域，加大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力度。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进一步深化、细化工作措施，明确实施步骤，有效推进各项建设工作。要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措施，提高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整体水平。
（二十三）统筹协调，相互推动。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安全监管监察队伍建设“三项建设”和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行动“三项行动”，既密切联系，又各有侧重，必须总体部署、统筹协调，扎实推动、相互促进，为实现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提供有力的法制体制机制保障。
加强铁路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
实施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印发安全生产“三项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安委【2009】4号)，加强铁路行业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提高事故预防和应对能力，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以巩固铁路运输和建设安全生产基础、提高安全保障能力为核心，全面加强铁路运输和建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推进安全生产技术改造和科技进步，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和事故预防与应对能力，确保铁路运输和建设安全持续稳定。
二、建设内容
（一）加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加快推进“十一五”铁路应急体系规划实施，加强铁路运输安全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不断提高铁路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1．抓好安全生产应急平台体系建设。按照国家关于应急平台建设的总体部署和有关要求，组织相关部门和科研单位，广泛采用各种先进技术和手段，进一步优化铁路应急平台建设总体方案和软硬件系统，完善相关功能，扩大试点应用范围，充分体现可靠性、实用性、先进性和可扩展性。抓好应急平台数据库建设，进一步完善数据库结构，组织好相关基础数据的录入、更新和核对工作，制定和完善数据维护管理机制。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认真搞好与国家应急平台的互联互通工作。
2．提升应急救援装备水平。（1）引进国外先进救援起重机。在引进13台160吨（1600吨·米）救援起重机的基础上，推进160吨（1680吨·米）和200吨（2880吨·米）救援起重机的引进工作，保证应急事故处理需要。
（2）改造既有国产救援起重机。实施对既有125吨及以上国产救援起重机安全系统改造。对既有160吨国产救援起重机实施提速和伸缩臂改造。
（3）改造既有救援列车附属车辆。对既有救援列车附属车辆转向架、车体及附属设施进行改造，改变既有救援列车附属车辆运行速度低、车体及附属设施性能差的局面，确保救援时快速出动，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4）加快救援装备的技术进步。适应客运专线运营安全的要求，加快研发适应客运专线救援的救援起复机具。适应大规模电气化铁路建设与运营的要求，研制快速多功能接触网作业车，加强供电救援能力建设。
3．抓好应急救援培训演练基地建设。按照“铁路十一五应急体系建设规划”，组织好18个铁路局的救援基地建设和选择建设新的救援列车停留线工作。在救援基地内设置模拟桥梁、模拟隧道、模拟网下作业、模拟坡道及培训生活设施，便于救援职工开展日常模拟救援培训演练。
4．加强应急培训演练。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利用现有培训资源和网络，组织开展好职工应急管理和应急救援知识培训，提高应急工作能力和水平。要结合应急预案的修订和实施，及时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检验预案的实用性，提高干部职工的实作能力；同时要积极组织开展跨专业、跨部门的综合性演练，提高协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加快推动安全生产科技进步
实施科技兴路战略，统筹利用好铁路运输企业、装备制造企业、设计施工企业、科研院所等相关资源，加大安全生产技术改造、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力度，不断提高铁路运输安全生产科技含量和工艺、技术、装备的安全水平。
1．大力提高安全生产技术装备水平。
线路方面，在客运专线和提速线路建立三维精确定位系统，采用动车组综合检测车、轨检车、车载式检查仪等多种手段，加强对线路质量的检测监控；加速大型钢轨探伤车的配备，做好客运专线和提速线路钢轨探伤工作；继续完善固定风区报警系统以及暴风雨天气预警监测建设；以大风、雨量、异物侵限、地震监测系统为重点，加快推进客运专线防灾系统建设，确保高速列车运行安全。
通信信号方面，完善微机监测系统、通信各类网管系统和监测系统功能，实现对通信信号设备全面、实时、动态的检测监测；继续开展轨道电路分路不良等专项整治；完善列车运行监控装置（LKJ）功能；统一规范轨道车运行控制设备。
机车车辆方面，推进5T系统技术创新，逐步扩大5T系统覆盖范围；完善机车车辆制动系统等重要部位的安全技术结构，提高机车车辆安全可靠性；推进货车更新换代，大力推广使用车辆智能化检查检测监控工装工具，完善客车漏电监测系统功能；研发机车司机“电子宝典”，逐步推广机车远程监视与诊断系统，增加机车司机警惕功能和防止折角塞门关闭报警功能，推广应用机车整车试验检测设备和救援现场指挥系统。
供电方面，加快推进牵引供电、电力综合SCADA系统建设，完善供电设备及其电缆的在线监测功能，推广车载接触网运行状态检测装置。
货运方面，加快推进路网性编组站货检站安全集中监控系统、货运站安全监控系统建设，扩大编组站超偏载检测装置、轨道衡联网建设，逐步推进铁路货运计量安全检测监控系统和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控系统。
车务方面，实施编组站、区段站调车进路与正线列车进路隔离改造；推广应用调车安全监控装置、双线区段货车列尾装置，积极研发接发列车防错办系统。
2．强化安全生产科技研发工作。针对我国铁路客货列车共线运行、速密重并举的复杂运营条件和运输高负荷特点，研究开发先进实用的安全保障技术，加大铁路运营安全的科技投入，提高科技保安全的水平。积极适应高速铁路的运营环境，加强对行车设备安全检测、故障诊断、养护维修、应急救援等高速铁路运营安全技术的深化研究。加快提速、客运专线和重载铁路相关安全技术的完善，深入开展机车车辆、动车组等装备安全关键技术的创新研究。继续推进提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3．激励职工开展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各级工会组织要积极鼓励职工开展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充分激发职工的创新精神，围绕推动安全生产科技进步组织职工积极开展小发明、小革新、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等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活动，在解决运输生产实际问题中发挥积极作用。要紧密配合行政，运用各种形式，促进职工队伍素质提高。适应铁路提速和客运专线陆续投入运营带来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规章制度的变化，围绕自控型班组建设，增强职工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激发广大职工学习掌握安全生产知识，提高职工安全防护技能。
4．搞好安全生产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积极探索建立安全生产科技推广应用激励机制，采用多种途径，围绕安全生产科技成果重点技术推广方向，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结合铁道部科技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一批先进适用的安全生产技术，使安全生产科技成果尽早应用、快见成效。铁路局要发挥安全生产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和应用的主体作用，主动自觉采用新技术和新装备，积极开展先进、适用、成熟的安全生产技术应用与示范，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提高铁路整体运输安全生产水平。
5．加强安全监管监察机构监管检查装备建设。制订铁道部安监司、各安全监察特派员办事处、各铁路安全监管办等安全监管监察机构装备配置指导意见，规范各级安全监管机构装备配备标准。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要争取相关部门的支持，落实安全监管监察装备投入。同时，多渠道争取和筹措资金，提高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的监管监察装备水平。创新和优化监管监察手段特别是客运专线安全监管监察手段，不断提升安全监管监察水平和效果。
6．加强安全生产信息系统建设。按照铁路信息化总体规划和建设提速安全检查监测保障体系的要求，加快安全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依据“专业建设、专业管理、专业运用”原则，在对各专业既有的安全检查监测系统进行全面完善、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信息管理和应用方案的基础上，以共享的规章制度和技术标准为支撑，建立统一的网络信息平台。通过利用信息资源整合技术，将各种检查监测信息结合相关设备基础信息进行优化整合和综合运用，使信息在各业务管理部门、调度指挥部门和安监部门之间实现共享和受控流转，按照规范的信息处置流程进行信息采集、传递、处置、反馈和分析，有针对性的加强检查监督，确保及时发现和整改安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安全生产信息的梳理，建立健全监管企业安全生产基本情况数据库，建立安全生产问题库和跟踪销号制度，加大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力度。
（三）加大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投入
1．合理安排安全投入。要统筹基建投资、更改投资、成本费用、专项资金（包括科研投入等）等各方面涉及安全投入的资源，坚持少花钱、多办事，充分发挥安全投入的整体效益，避免重复投入和损失浪费，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加强评估论证。安全项目投入要进行全面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评估和方案论证，经过规范程序审核确定技术方案。对确定的实施项目，要明确技术标准、实施范围、目标，编制投入预算。安监机构支出等也要纳入单位预算统一安排。
3．按照轻重缓急有序安排。要统筹各方面的投入需求，建立项目排队机制，突出重点，对直接影响运输生产安全的项目优先给予保障。
4．优化项目实施方案。在保证工程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对物资、人工、设备运用等各方面强化投入成本的控制，节约投入总量。实施过程中，要完善质量监督和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早发挥效益。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铁道部成立由安监司、运输局、办公厅、计划司、财务司、科技司等部门组成的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重点项目实施协调小组，制定并督促落实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实施工作方案，定期沟通协调，研究解决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项目有序推进。各铁路局要在部统一组织领导下，制定本单位的细化落实方案，加快建设推进，确保期到必成，取得实效。
（二）加快项目实施。部内有关部门和各铁路局要紧紧抓住当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关键项目和关键设备，区分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尽快启动建设，以尽早发挥项目的安全保障作用。在建项目要加快建设进度，争取尽快验收，早日投入使用；已经开始前期工作的工程要加快推动立项审批，争取早启动、早实施。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项目承担部门、单位要制定详细的建设进度安排，把任务分解到季度、月、旬，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和完成时限，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各项建设项目有序推进，尽早应用，快见成效。
（三）发挥典型示范。在安全保障能力建设过程中，各部门、各铁路局要认真总结经验，及时选树一批在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科技推广应用、安全技术改造中取得突出成绩的示范单位和示范项目，通过多种方式，适时进行宣传和推广，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确保全路工作整体推进。
（四）加强检查指导。各铁路局要广泛宣传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的目的和意义，不断提高思想意识，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部内有关部门要加强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检查指导，将应急平台建设、骨干救援队伍建设、安全科技创新与进步等纳入安全监管工作的计划和目标进行考核，定期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项目建成后，要及时组织专家进行验收，保障其可靠、有效地发挥安全生产技术的支撑作用。
加强铁路安全生产
监管监察队伍建设实施意见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印发安全生产“三项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安委[2009]4号）精神，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监管监察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的要求，制定铁路系统安全生监管监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安全发展，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动力，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铁路安全监管监察队伍整体素质，提高铁路安全监管监察队伍执行力和公信力。
二、工作目标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队伍的理想信念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养，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始终把安全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熟悉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熟练掌握适应岗位职责要求的业务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履行职责的能力；始终保持求真务实、恪尽职守、攻坚克难、敢于碰硬的优良作风，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持秉公用权、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作风优良、恪尽职守、铁面无私、清正廉洁的铁路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队伍。
三、主要内容和任务
（一）以理论武装为首要任务，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1.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和部门要定期开展以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的集中教育活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负责，班子成员积极参与。各级安全监管监察干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 “安全第一”指导思想不动摇，做到一切工作服从于安全，一切工作有利于安全。
2.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培训。坚持集体学习、在职自学和脱产培训相结合，采取多种方式方法，营造学习研讨、探索求真的风气。坚持和改进党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做到研讨一个专题，推动一项工作。加强理论学习督促检查，完善理论学习考核机制，激发领导干部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3.巩固和深化学习实践活动成果。要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集中教育活动变成经常性教育活动，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认真抓好学习实践活动整改方案的落实，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安全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及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着力构建有利于铁路安全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深刻认识铁路事业的发展给铁路运输安全工作提出的严峻挑战和铁路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以如临深渊、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的意识，以饱满的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投入到铁路运输安全监管监察工作中，做到尽职尽责、不辱使命。
4.健全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凡属重要决策、重要工作安排、领导干部任免、大额度资金使用，都要按照规定程序，在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集体作出决定。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要逐步推行票决制。
5.切实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加强对各部属单位民主生活会的指导，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部门派人参加下级党委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要提前介入，认真履行指导和监督职能。建立民主生活会测评制度，对领导班子征求意见、查找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测评，促进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对质量不高的民主生活会要责令重开。
6.健全和落实谈心谈话制度。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和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同领导班子成员谈心，每年至少1次；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同下一级党政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每届至少1次；分管负责同志与所分管部门的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每年至少1次。建立健全提醒谈话、诫勉谈话和函询制度，发现领导干部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时，要及时谈话，加以提醒。
（二）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动力，加强安全监管监察干部选拔培养和基层组织建设。
7.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选好配强领导干部。对软弱涣散、缺职的班子和不称职的领导干部，及时考核调整充实。建立班子“会诊”制度，人事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领导班子建设状况进行分析研究，查找薄弱环节，解决突出问题，提高干部考核调整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树立重视基层的导向，形成干部到基层锻炼、人才从一线选拔的良性循环机制。
8.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竞争上岗、公开选拔办法，把竞争上岗与日常工作业绩考核结合起来。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提高选人用人群众公信度。所推荐人选不是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监督。健全干部双重管理体制。积极探索差额提名、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表决等方式，逐步试行差额选拔干部制度。坚持和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度和任职前公示制度，逐步做到公布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条件、方式、程序和公布领导班子职数、职位要求、拟任人选的基本情况，落实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
9.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制。各级安全监管监察干部要认真落实以逐级负责制为主线的铁路安全管理责任制，实施领导负责、分工负责、专业负责和岗位负责，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要制定量化标准，对安全监管监察人员工作提出具体目标要求。要根据铁路运输生产、建设任务不断扩大调整的实际，及时调整安全监管监察工作范围。要加强安全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的考核，把各级安全监管监察干部的工作绩效与安全成绩挂钩，与职工现场作业情况挂钩，要对干部的工作情况和工作质量进行严格考核，因干部工作失职、造成严重事故的，必须严肃追究责任。不能有效发挥安全监管监察作用的，要及时予以调整。
10.发挥全路安全监察整体合力。铁路安全检查监督体系以铁道部安全监察司、铁道部安全监察特派员办事处、铁路局安监室、铁路办事处安监室及铁路建设安全监督机构为主要力量。安监司和特派办作为铁道部安全监察机构，要履行对路局安监室的业务领导职责；铁路局安监室要落实对办事处安监室的业务领导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实现统一工作计划、统一工作安排、统一人员使用、统一工作考核，监督机构要履行对铁路建设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职责。要强化专业监察职能发挥，全面落实专业监察报告制度。各级专业监察要定期对本局、本专业安全管理情况进行分析，找出本专业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措施，要每月写出监察小结，每季写出监察报告，针对重大问题和倾向性问题，及时写出调研报告。在向本单位领导报告的同时，要向本专业的上级业务领导报告,形成安监队伍整体合力，更好地履行安全检查监督职能。
（三）以加强业务建设为重点，提高履职能力。
11.进一步解放思想。教育引导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和部门领导干部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开阔胸襟，熟悉下情、吃透上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上级各项工作部署和要求。铁道部安监司、各铁路局安全监察室都要定期分析研究新形势下铁路安全生产工作规律和特点，对安全发展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研讨，要及时把研讨成果转化为开拓创新的思路与决策。
12.强化业务培训。以适应铁路现代化建设要求为重点，加强对各级安全监管监察人员的教育培训。积极开展政治理论培训，教育各级安全监管监察人员加强对党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方针、政策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素质，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绩关。部、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以脱产培训、专业会议、交流学习等方式，组织安全监管监察人员学习《技规》、《事规》、《行规》等规章，做到准确理解、熟练运用。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组织铁路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管人员执法资格培训，增强铁路建设执法监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特别要针对客运专线即将大规模投入运营的情况，加强高速铁路安全管理和运营维护有关知识的培训。要按照《2009－2012年客运专线人才培养规划》，力争三年内对有关人员全部轮训一遍。
13.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各级安全监管监察干部要认真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主动深入现场、深入生产一线抓落实。要把经常添乘机车、经常徒步检查线路、经常深入施工现场、经常蹲在车间班组，作为全面了解和掌握运输一线实际情况的基本工作方法。工作中要坚持高标准、讲科学、不懈怠，积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组织安全关键问题的攻关，带头发扬苦干实干拼命干的精神，加强源头治理、超前防范，以严谨细致、务实奉献的工作作风，为广大职工做出表率，不断推动运输安全工作迈上新台阶。
（四）以提高执法效能为目标，加强作风建设。
14. 深入调查研究。建立健全各级安全监管监察干部检查调研制度和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定期报送有情况、有分析、有对策的调研报告，各级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现场，掌握实情，加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15. 狠抓工作落实。认真落实党和国家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认真落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安全生产考核指标的完成。要积极创新安全监管监察方式方法，总结借鉴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切实提高监管监察水平。对容易发生事故的路局、站段和专业部门、关键环节，要抓实抓细、一抓到底。发生铁路交通事故，领导干部要及时赶赴一线、靠前指挥，搞好应急救援。要认真调查事故原因，严肃追究事故责任。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以事故教训推动工作。
16.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各级安全监管监察监督机构要坚持依法行政，排除人情干扰，加大执法力度。要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流程设计上，加强对权力的约束，防止滥用权力或不作为。要制定《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界定安全监管监察执法责任，严肃追究失职渎职行为。建立严格的执法程序，重要行政许可、重要执法决定、大额行政处罚、事故调查报告审批等事项都要坚持依法依规、集体研究决定。加强对实施行政许可、行政执法、中介机构的监督管理。
17．推进标准化安监室建设工作。各铁路局安监室要按照铁道部《关于加强铁路安全监察部门基础建设工作实施意见》要求，重点从准确把握定位，正确履行职责；规范检查行为，强化安全监督；坚持“四不放过”，严格事故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实施有效管理；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等方面，强力推进标准化安监室建设工作。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要积极参与行风评议活动，健全民主评议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促进监管监察人员进一步转变作风。
18.健全考核评价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安全监管监察人员考核评价机制，加强对干部在抢险救援、事故调查、安全督查等重大活动、关键时刻表现的考核。建立干部考核与干部培训、选拔和任用的良性对接机制。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坚持把实绩考核作为干部使用、培养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19.开展争先创优活动。以创建“五型”（学习型、创新型、实干型、服务型、清廉型）机关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创建文明机关”活动。及时总结、广泛宣传安全监管监察系统在监察执法、事故调查、抢险救灾等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结合年度考核，开展安全监管监察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
20.加强人本关怀。建立健全政治尊重、事业激励、利益保障、感情联络的内在动力机制，不断增强广大安全监管监察人员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断增强安全监管监察系统凝聚力。认真组织好每年的体检和带薪年休假工作。
（五）以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为重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21.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开展党性党风党纪专题教育，引导监管监察系统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党章，提高党性修养，增强纪律观念。以树立正确权力观为重点，深入开展岗位廉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秉公用权、廉洁从政。
22.严格落实廉政制度。各单位要根据上级廉政建设的要求，不断补充完善有关制度，制定具体的措施办法。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贯彻落实，严格执行铁道部纪委廉政建设有关纪律要求。完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
23.强化监督制约。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把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增强监督效果。加强对行政审批权、事故调查权、安全中介机构管理权的监督检查。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铁路安全监管监察机构要按照主要领导负总责、其他领导按照分工各负其责，组织人事部门具体负责的原则，切实加强对安全监管监察队伍建设工作的领导，定期听取队伍建设工作汇报，研究决定队伍建设重大事项，切实抓好队伍建设各项任务的落实。
（二）落实工作责任。队伍建设工作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行下管一级、了解掌握两级的制度。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负责宏观指导、综合协调和督促检查，加强统筹规划。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党委等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加强工作联系，形成整体合力。
（三）加强制度建设。各级铁路安全监管监察机构要重视和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完善并严格遵守、有效落实队伍建设有关制度和规定，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要认真执行队伍建设各项规章制度，主要领导要带头遵守制度，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加强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持有令必行、有禁则止。
（四）强化督促检查。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每年要对队伍建设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制定措施，推动工作。要把队伍建设情况列入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范围，严肃责任考核，强化责任追究。同时要加强分类指导，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内容提要:税收立法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实践中常受争议，与公共财政理论和法治理念也构成某些根本冲突。但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政治体制一个固有的传统。本文对这种普遍认识提出质疑。首先，税收立法权集中仅开始于1977年，之前该体制并没有形成。其次，该体制在1977年至1993年间逐渐强化，而这恰恰是财政分权的黄金时代，税收立法权的分布和当时流行的财政分权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本文说明，这一反差不能以法律在这一时代缺乏重要性作为解释：为了有协调一致的税收规则供各方遵守、给予这些规则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并确保公众知悉这些规则，“依法治税”必然地成为了税制建设中的一个核心观念。中国税收立法高度集权具有历史偶然性，有必要做出进一步解释。
关键词:税收立法权 依法治税 财政联邦主义 分税制 中央与地方关系
引言
对中国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的现状，在税法研究领域存在普遍认识。该制度的核心依据之一是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下称“《分税制决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另外，《税收征管法》[1]以及《立法法》[2]都有关于税收立法权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的重要条款。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这一体制的合理性进行探讨。[3]一些地方政府近几年来有争议的税收立法行为，使得对于现行税收立法权分配制度是否可持续的学术讨论也越发激烈。[4]
从一个高度抽象的层面来看，税收立法权完全集中的体制明显存在一个问题，即该体制无法同时遵循以下两个一般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原则：①税收制度的规则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以及②作为财政自治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应当被赋予对某些税收政策的自由裁量权。这是两个力度都比较弱的原则，实际上是应该和多种不同的立法程序和中央集权的程度不发生冲突的。为符合上述两项原则，地方政府的立法权仅仅需要与其财政自由裁量权保持一致。然而，税收立法权必须集中的这种观点，恰恰使得上述两项原则至少有一条不得不被违反。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经验中，一方面，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地方政府突破了地方立法权的限制，制定与法律相冲突的税收政策，但未得到有效的约束。在此情形下，法治的价值观念受到严峻的挑战。另外一方面，更常见的情形是，中央政府垄断税收立法权造成了这一现象的长期存在：地方政府将转移支付以及制度外的收入（例如出售土地使用权），而非税收，作为满足地方支出的主要来源。这些选择通常会被视为是与财政自治相互矛盾。
对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的这种概念性批判与国际实践较为一致：比较各国的实践，即使是在单一制国家，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的制度也相当罕见。[5]那么，中国现行的税收立法高度集权的体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一问题虽然看起来非常重要，但很少有学者尝试对其进行分析。可能有两个普遍流行的观点抑制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观点之一是，税收立法权作为立法体制的一部分，体现了中国整个立法体制集中的倾向，这原本就是中国的传统，其与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密不可分，而没有简单的解释。[6]讨论立法集权制度的来源超出了一般理解、考量中国法律制度的视野。观点之二虽然与第一种观点无关，但是也可以作为其补充。也许有人会主张，税收立法集权这个现象不仅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的角度来说不令人意外，而且也不重要。尽管法律学者可以对税权进行各种理论上的区分——比如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收益权的不同——但是就财政问题的政治逻辑而言，税收立法权的重要性远低于其他的税权。这是因为立法体制和法律规则引入中国的历史并不很长，并且其真正发挥效用需要一个过程。通常，法律被认为是次要问题。而当法律对财税政策的重要性低时，立法权当然也不会构成重要问题。在此情形下，税收立法集权如何形成仅仅是一个少数人才会讨论的问题。
本文旨在证明以上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首先，目前的税收立法集权体制事实上起源并不久远：其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于1977年以后。不仅在1977年之前有一些重要的税收立法分权的阶段，而且，即使是1977年以前税收立法权最集中的程度，也不及1977年开始的集权格局。更重要的是，本文追溯了税收立法权在1977年至1993年间逐渐集中的历程。在财政和其他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在很多意义上是分权的黄金时代。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税收立法权应当集中的观念确立了其优势地位。这两个事实的并存不能不说给以下观点带来质疑：税收立法集权仅仅是中国政权组织形式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后果。实际上，1977年至1993年间税收立法集权和财政分权制的反差更容易诱导人推导出第二种观点，即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并不重要。但与这一观点相反，本文说明，尽管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十五年期间，法治的力量远比现在要薄弱得多，但是法律仍然在税收征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法律制度，中国的税收体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何能够得以建立。该时期税收征管的事实对不在乎法律的态度构成了一种反驳。
以上的各种论证整体表明：税收立法集权的体制是如何在中国确立的，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本文并不会对这一现象进行全面的解释，而仅仅建议应当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然而，这一过渡性的结论对法律学者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能够认识到一个从理念的角度有严重缺陷的体制并非中国税法命中注定必须承担的累赘，本身可能是一种解放。而且越能够充分理解是历史的偶然事件成就了今天的税收立法体制，那么为改革所进行的讨论就会有更明确的目标、更有效。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描述1977年税收立法的安排，其与建国以来的税收立法模式的对比，以及1977年模式如何持续的强化并在1993年达到集权的顶峰。第二部分将税收立法集权的发展历程与更广为人知的1977至1993年间的财政分权制进行对比，证明税收立法集权在这一时期与分权的财政体制相当不配套，当时税收政策趋向的不确定性也似乎使集权缺乏说服力，导致需要强大的政治资源才能使其得以实现。其最终能够存续并确立，是政治过程事先不能保证的一种结果。第三部分说明为什么立法权的集中与其他形式的财政分权的并存和差异不能通过法律体系本身的薄弱性来解释。相反，法律在这一时期的税收征管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部分简要地描述了对中国立法集权的起因进行全面研究的一些可能的理论框架。
一、税收立法集权在1977至1993年间的建立和巩固
勾划1977年至1993年期间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的变革，可以将1977年《财政部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下称“1977年《规定》”）和1993年《分税制决定》视为最始和最终的两个里程碑。这两个文件均界定了不同级别的政府所拥有的广义上的税收立法权——即开征税种、设定税基和税率，以及通过减免税调整税基和税率的权力范围。
1977年《规定》专注于规定哪些政府部门行使税收立法权，哪些政府部门在特定情况下有权选择采取与前者制定的规则不同的政策措施。首先，“凡属国家税收政策的改变，税法的颁布和实施，税种的开征和停征，税目的增减和税率的调整，都由国务院统一规定。”其次，省级辖区的重要税收政策应当报财政部批准，包括在全省级辖区范围内停（免）征或者开征某一种税，对某一种应税产品、某一个行业减税、免税，对烟、酒、糖、手表四种产品减税、免税，调整盐税税额，以及有关涉及外交关系和对外商征税的问题等。再次，该规定授权省级革命委员会在具体规定的各种情况下批准税收的减免，以解决特定纳税人的特殊需要（这些需要主要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政府政策而产生的“困难”企业或业务）。此外，“以上各项权限，省、市、自治区一般不要层层下放……除上述规定外，任何地方、部门和单位，都无权自行决定减税、免税，或者下达同税法相抵触的文件。”
1977年《规定》的内容在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构成什么激进的改革。[7]这与1977年中央政府权力正在过渡的政治局面也是一致的。但是，在某些重要方面，1977年《规定》象征着税收立法权分配历史中的一个分水岭。首先，与1977年之前一段时期的状态相比，该规定造成了税收立法权的再次集中。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中央政府的瘫痪，以及与苏联关系的破裂导致的为战争做出的准备，中国财政管理在1969年开始了一个高度分权的阶段。[8]在1970至1973年间，大部分的省级政府只需要向中央政府做一次定额的转移支付，除此之外可以完全决定自己的财政支出，保留财政收入结余，并且省级以下政府不受中央控制地作出收入和支出的安排。同时，制定诸多税收政策的权力也被授权给省级政府。虽然在1974至1976年间，中央政府要求增加其收入的比重，但其他主要的地方财政自治权保持不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至今仍然有效的制度安排，即省级政府与其下级行政机关的财政关系完全由省级政府决定。[9]如此一来，就预算问题中央政府仅仅与省级政府协调。即使是在1994年以后高度集权的税收管理体制下，对省级以下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只提指导性意见。[10]但是1977年《规定》要求无论省级政府与其下级政府之间在财政收入和支出协议的结果如何，税收立法权都不构成这些政府间协议的内容。预算和财政管理的其他方面可以层层下放，但是税收规则的制定（“税收管理“）不能层层下放。省级政府应当是税收立法权下放的终点。因此，如果不是从孤立的角度来衡量税收立法集中的程度，而是将它与预算分权相联系来看，1977年再度集权的程度就进一步被放大。
而且，即使与1970年之前的年代相比，1977年《规定》对于集中税收立法权的规定也是没有前例的。中国和西方公共财政学者通常都将1950年《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所规定的体制作为“高度集中”的范例。[11]然而，根据《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凡有关地方性税收的立法，属于县范围的，得由县人民政府拟议报请省人民政府核转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批准，并报中央备案。”省（市）范围的地方性税收立法才需要“拟议报请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核转中央批准。”换言之，县级政府享有不受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税收立法权。而在1977年《规定》下，该情形不可能出现。再者，由于中央政府在1949年刚刚成立，财政的中央集权仅仅是政府努力的方向，而不可能完全实现。高度集中准确地说不是当时能够设立的一种制度，而是迫不得已需要采取的一种财政政策。[12]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紧急情况一旦有所控制，中央政府即开始改变中央集权的局面，以激励地方政府积累能力。通过几年的摸索，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对改变过度集中的局面，实行权力下放，在1957年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1958年《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做出了具有浓厚的“财政联邦主义”色彩的分权安排：“凡是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管理的税收，应当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若干仍然由中央管理的税收，在一定的范围内，给省、自治区、直辖市以机动调整的权限；并且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税收办法，开征地区性的税收。”即使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些对于再次集权的尝试，这些尝试对于有权行使立法权的政府主体类别的限制，都远不及1977年《规定》那般严格。
对于1977年之前的税收立法分权的深入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议题范围，但我们认为该类分析可以说明，对税收立法权的集中是否可归因于1977年以前的政治体制传统，的确是可以提出疑问的。然而，税收立法的中央集权在1977年以后则被逐渐巩固起来。相比较1950至1997年期间制度的摇摆，1977年《规定》的效力一直持续到其被1993年《分税制决定》所取代——而如下文所述，后者代表着更高程度的中央集权。
逐渐巩固的过程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首先，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早期政府所发布的许多文件都引用1977年《规定》作为做出减免税决定的程序性依据。下面的表格总结了1978年至1993年间发布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规章及政策性文件中引用1977年《规定》的时间趋势。[13]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随时间推移引用该税收立法规则的次数呈普遍增长趋势。表2将中央和地方文件进一步分为两类：专门处理税收政策事项的文件（财税文件）和处理其他事项但提到税收政策性问题的文件（非财税文件）。[14]可以看出，尽管提到税收管理体制的多数中央政府文件（149个文件中的128个）是税收政策性文件，但提到该体制的地方非税收政策性文件远远多于地方税收政策性文件（分别为119和35个）。这表明引用税收管理体制的文件数的增加不单是由于中央和地方税收征管机构的扩张，也是中国税制日趋复杂及其影响力日趋扩大的结果。1977年《规定》为这些年日益增多的具体的税收政策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并构成其他领域政策制定得以参照的固定架构。
1977年《规定》可望起到的制度作用当然不仅仅反映于直接援引它的文件；法律同样通过多种方式间接或默示地采用了1977年《规定》中的规则。例如：1986年，该规定被写入《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作为其制定依据之一。[15]1987年的《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施行细则》对“超越权限，擅自减免税收”行为决定解释为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违反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越权作出减免税收决定的。”类似地，许多具体的全国税收政策性文件采取了逐渐成为常规的做法，即授权省级政府在某些具体界定的范围内就税收减免做出决定。这与1977年《规定》的架构一致。相反地，对省级以下政府机构直接授权的例子越来越少以至于几乎找不到。[16]
其次，除了成为税法立法固定的参照架构，在80年代，1977年《规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越来越被强调。在80年代以前，这些规则并不受重视，甚至有例证表明中央政府愿意将税收政策制定权下放至省级政府的程度似乎大于1977年规则所做的规定。[17]然而，1979、1980年国家连续出现财政赤字，货币政策带来通货膨胀，导致中央开始强调“整顿”。1981年初国务院《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宣布：
为了确保一九八一年财政收支平衡，消灭赤字，国务院认为，必须对财力的分配和使用采取集中统一的原则，严格财政管理和财经纪律……坚决维护国家税收制度，不许随意改变税种、税率和减免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税种的开征与停征，税目的增加与减少，税率的提高与降低，税收的加征与减免，必须统一管理，凡有关这方面的规定，统由财政部下达，或者由财政部报经国务院批准下达。今后，各部门自行下达有关税收的规定，一律无效。
对一些中央官员而言，这带来1977年《规定》的内容是否应该进一步加强的问题，即税收立法权是否要进一步集中。[18]虽然直到1993年才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明确鼓励实施1977年《规定》的政策性文件和内部讲话开始激增。[19]而1987年开始了反对地方政府越权减免税的多次运动。既然1977年《规定》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勾划出给予这些税收优惠的权力范围，该文件和这些运动存在着紧密的联系。[20]
正是对税收立法集权的日益强调产生了1992年颁布的《税收征管法》做出的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而这一法律条文仅仅为实践意义更强的国务院1993年《分税制决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方针打了个伏笔。根据1993年后实施的新税制，即使是省级政府也不再被授权给予“困难”企业税收减免。起初，这些企业可以根据地方政府的决定享受先征后返。但中央政府随后表明先征后返是一种变相的税收减免，应当停止。省级政府对税收政策的决定权在理论上必须基于中央政府的特别授权。和地方针对减免税权限的博弈基本转化为针对“先征后返”的博弈，而对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措施的争执，主要出现在对乱收费、预算外基金的控制上，而地方“擅自”扩大税基、提高税率的行为基本都是计划性征税的征管体制造成的，而非地方政策性举措。
对于熟悉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立法集权的人们来说，上文讲述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对税权集中不断高涨的强调，也许仅仅会强化集权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这样一个观念。然而，至少从两个角度来讲，1993年之前的这段历史应该是出乎意料的。首先，八十年代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财政分权时期，甚至造成了中央政府财政能力的危机，直到1994年税制改革这种危机才得以消除。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时期任何重要的集权体制看作理所当然的现象。其次，随着中国逐渐摆脱计划经济，整个税收制度也不得不重新设计。如同当时很长时间不确定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一样，怎样对经济活动课税也是一个未知，需要不断地进行试验。倘若中央政府宣称其独享进行这种试验的权力，那么就意味着它将不得不面对制定新规则和不断犯错的压力。既然在过渡时期设计税收政策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会如此热衷于排除地方政府的主动尝试？为什么一个人在自己不知道如何去做时候，反而要禁止他人的尝试？
下文将对上述两个角度进行进一步解释，表明1993年以前税收立法权集中在政治上是极具争议的。
二、1993年前税收立法集权的偶然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94年税制改革期间财政管理和财政分权的整体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研究中国公共财政的中外学者对此已做出大量学术研究。本文无意于分析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将着重强调一些为人们所公认的结论，用它们作为回答应当如何看待税收立法权集中被不断强化的这段历史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