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法治国家既是公民教育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公民教育的价值追求。培养独立人格，塑造国民的道德观，型构国民的世界观，培育国民的民族观，传授科学知识，普及法律常识，训练国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技能，是法治国家对公民教育的八大诉求。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场域，学校教育应该适应公民教育之需求。
关键词: 法治国家 学校教育 公民教育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是伴随着现代法治的兴起而产生的。时至今日，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公民教育制度，形成了成熟的公民教育理论。这些理论与制度促进了公民教育实践，为法治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法治与公民教育在西方世界的历史关联具有普适性与客观性，在中国也不例外。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新论断，肯定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公民是法治国家的建设者与参与者，建设法治国家必当进行公民教育，培养新型公民。可以说，没有民主法治，就不可能有、也不需要公民教育；没有公民教育，民主法治就不可能践行。基于此，公民教育应以法治为导向，塑造法治国家所需要的国民。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场域，学校教育应该适应公民教育的需求。
一、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人格教育的诉求
现代法治国家秉持“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政治。民主要求国民具备鉴别善恶是非的思维能力与参与公共事物的实践能力，而“认识自己”是培育这两种能力的基础。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认识自己”是最高的哲学原则，也是贯穿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主题。后来，维柯更绝对地认为，“吾人的知识之真正目标并非对于自然的知识，而是对吾人自身之知识”，“人类所能真正理解体会的，并不是事物之本性（die Wesenheit der Dinge），因为事物是永远无法为人类所穷尽的；人类所能真正理解的，乃是他自己的构作的结构与特色。”[①]。以“认识自己”为使命，启蒙运动倡导重估个人的人生意义，确立了以自由、平等、理性为核心的法治观。
个人是法治国家活的细胞，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塑造自由、平等、理性的人格。在卢梭看来，塑造自由、平等、理性的人格是人“本性的深刻转变”。通过这种转变，“人所获得东西是道德自由，正是道德自由使人成为他自己的主人”，[②]实现了从臣民到公民的飞跃。教育是塑造人格的基本途径。古典派认为，统治者是教育的主要承担者，除了“教育与抚养青年”之外所有职能“都是次要的”。在这一意义上，统治即教育，政治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教育体系。于是，政治机制就转化为教育机制。[③]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无论是古希腊的完美法律，还是中世纪神性律法，不仅关注身体的安康，而且关注灵魂的完善。[④]因此，美德是立法者建立法律的目标，[⑤]法律的根本任务是教化人民，改变人性。[⑥]
对于中国的法治战略而言，“统治即教育，教育即塑造人格”，仍极具意义。首先，健全的人格既是法治社会的基点，也是法治社会的终点。之所以是基点，因为没有健全人格，法律制度将如同没有润滑剂的机器，干涩难以运行，甚至根本无法运行。之所以是终点，因为所有人类活动都应服务于人的自我完善，法治也不例外。其次，法律应该以人格塑造为导向，不仅是强制、惩罚的工具，更应该成为教化国民的手段。最后，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大学教育是这个过程的基石，因此建设法治国家不仅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健全的个体人格。提供教育资源，建立教育制度，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塑造国民性格是国家治理者的根本责任。
二、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道德教育的诉求
在法治的观念下，法律不仅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而且是立国之本，因此逻辑上法律先于国家，可简约表达为“法®国家”，这是立宪主义的根本思想。然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只能从伦理的有效性推导出自己的有效性，法的规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作为伦理规范而拥有道德之品格。”[⑦]“道德在逻辑上先于法律。没有法律可以有道德，但没有道德就不会有法律。这是因为，法律可以创设特定的义务，却无法创设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一项要求服从法律的法律将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以它竭力创设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东西就是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这种义务必须、也有必要是道德性的”。综上所述，道德、法律、国家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化约为“道德®法律®国家”。这种逻辑显示，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必先进行法律制度建设，[⑧]进行法制建设必先进行道德重塑。[⑨]
据此，法治国家以道德为基础，这种道德表现为公民道德。现代法治国家的公民道德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信仰。无论一部法律制定的多么精致，如果国民不顶礼膜拜地信仰，甚至不惜以牢狱之灾为代价触犯之，法律的价值与功能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国民对于法律的信仰是法律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⑩]在这一意义上，建设中国特色法治国家关键不在于制定健全的法律制度，而在于培育法律信仰。[11]（2）谦逊，即“尊重他人的权利并相应地降低自己的要求的能力”。[12]尊重他人自由与权利（力），审慎行使权利（力）与自由，充分履行义务与责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权力就会膨胀，相互 “扯皮”；个人权利就会成为一己之利，相互“打架”，义务与责任不关乎自己，只关乎他人。（3）宽容。现代法治以自由为基本价值，强调私人自治，形成了多元的种族、群体与个人，造就了以不同信仰、习惯、思想为基础的多元社会。多元社会的和谐共存需要主体间的相互宽容、理解，甚至是有效沟通，否则社会矛盾丛生。宽容不等于纵容，前者存在于公民自由的领域，后者属于法律强制的对象，即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视而不见是纵容。（4）诚信。法治贵在自觉遵守，不在于国家强制。为此，个人必须信守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承诺（在法治国家主要表现为对法律的承诺），切实履自己的义务。实际上，国家强制依赖于事后认定的证据，重现过往的法律事实。而确认证据毕竟是在事后，存在举证不能、事实无法重现的风险，故常常出现法律不能的情况（即不能通过解决纠纷，实现正义）。基于此，没有诚信的法治社会，不仅成本高（因为须依国家强制来实现），而且交易风险大。
在逻辑上，如果说人格教育则重于人的个体性，培养独立自由的个体人格，那么道德教育侧重于人的社会性，培育国民正确处理个人与法律、个人与他人等社会关系的能力。在微观层面上，国家治理表现为确立各种具体社会关系的准则，解决具体社会矛盾。而道德既是确立各种法律规范的基石，也是社会主体依法参与社会关系的润滑剂，更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重要手段。因此，国家治理必须培育公民道德，它是“形成和维持正义国家，特别是国家福祉之条件”。[13]
基于法治国家人格教育与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改变当下以“知育”（传授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教育理念，树立“知育”（传授专业知识）、“智育”（培养创新思维）、“德育”（塑造高尚人格）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即以具体知识（知育的对象）为切入点，训练学生思维与方法，培养学生的心性与心智。
三、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世界观教育的诉求
根据法治的理论，国家是国内法律秩序的人格化，政治国家等同于法律体系。[14]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是政治的延伸，是政治话语的另类表达[15]（这一观点在政治家、政治学家那里天然地正确）。基于法律主治的理念以及法律与政治的上述关系，有法律思维的政治家都将政治、政策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有政治智慧的法律人不仅不会排斥法律的政治性，反而运用法律解决政治问题。因此，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问题，公民教育在政治国家层面上是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世界观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性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哲学是其理论表现形式。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两者关系的不同回答，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基本类型，即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基于法治的公民教育不仅要坚持世界观的一般原理，还要把法治视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16]将其作为建立和谐秩序、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性手段。
中国特色法治国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公民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沦为指导。公民教育必须传授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教授民众认识世界、了解历史规律、把握国家本质、探索自然界的基本立场与方法。近年来，在高校课程结构调整方面，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课，少数人建议削减甚至“砍掉”有关马列主义的课程。前几年笔者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在高雄大学访学，看到台湾学生哲学思维贫乏、历史知识匮乏，坚信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相关课程建设。现在经常对法科学生说，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其思维与方法对于学习乃至于未来个人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四、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民族教育的诉求
法治国家本质上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并不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现象，于1800年前后在西方逐渐取得支配性地位。[17]正是在这一时期，立宪主义、民主政治、法治等思潮蓬勃发展。时至今日，不难发现，民族国家强大的地方（如欧美）法治实践较好，那些处于战难、分裂的国家基本上无法治可言。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强大与繁荣直接关涉到民主政治的实践，弱国无法治。今天有许多人惊叹、甚至垂涎美国民主政治，并把它归结为联邦党人的功劳，但仔细研读《联邦党人文集》，不难发现建国者的最大功绩在于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具体制度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
一般说来，民族教育主要有如下内容：（1）民族认同教育。民族认同是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重要维度。国家统一不仅要求有沟通的原则，还要求有共同的归属感。因此，公民必须有归属于同一共同体的意识，并且有继续生活在一起的愿望，继而把自己作为国家中的主人，而不是作为“臣民”或“外来人”而把自己置身于国家之外。共同的认同感有助于维持信任与团结，这是公民主动积极参与民主决策过程，心悦诚服接受民主决策结果，心甘情愿承担法律责任义务的前提条件。[18]然而，民族认同感属于一种心理状态，不能通过物化的方式表现，只能通过教育的方式逐渐形成一种心理结构。当下中国民族认同教育，须着力培养国民的民族荣誉感、使命感与责任感。（2）本国历史教育。当下民族建设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特定阶段，这一阶段虽不同于过去却受制于过去，因此建设现代民族国家需面对历史、接受历史并改变当下。[19]就内容而言，必须让公民了解中国古代史，理解传统文化，洞悉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等；必须让国民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理解其核心问题（启蒙与救亡）的来龙去脉。（3）基本国情教育。当下国情既是民族建设的直接出发点，也是民族建设的完善对象，因此要让国民了解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以及主要问题。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理解国际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笔者以为，民族教育应该以中国历史与当下国情为素材，以民族认同感为价值追求，从而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获得国家意识不外乎是兑现道德的国家理想，时刻准备着，用自己的行为参与发展现有国家，使其向着道德的国家理想迈进。”[20]值得警惕的是，许多大学老师仅停留在知识传授层面上讲授马列主义、近现代史等课程，缺乏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感的价值追求，这既有违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也有违历史国情教育的根本追求。
五、法治国家对学校公民科学技能教育的诉求
法治国家是一个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国家，因此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法治国家的重要维度。自由民主是法治国家的基本价值，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在古典思想看来，正义需要沉思的生活，依赖科学技术追求自由与正义，始终是最危险的幻想。[21]自马基雅维利已降的现代人文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实践自由，只有依靠科学，人类才可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从而获得真正自由。[22]近现代史已证明了这一理念。西方世界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生产了大量商品，使人免于匮乏与饥饿，进而有余力追求人的尊严（笔者认为民主政治是使人有尊严的政治）。时至今日，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民主政治欣欣向荣，贫穷落后的国家无民主政治可言。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民主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羊吃人”，就是没有人权可言，而今天西方的人权已经进入了“人吃羊”的时代。
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国富民强的根本手段。人是科学技术的创造者，法治国家必须培养公民科学素养。基于此，西方现代教育实现了博雅教育向职业技术教育的转型（甚至有遗弃博雅教育之危险），彻底走向了工具理性。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关于文化制度的规定，教育包括思想道德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而且前者是我国宪法的特色，其他国家宪法无相关规定。[23]因此，在法律政策层面上，我国教育追求博雅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有机结合。
培养公民科学技能首先要求国家始终坚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教育战略，建立完善、公平的教育制度，提供教育资源，普及义务教育，稳步推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鼓励科学创新，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调动国民创新的积极性，挖掘其创新潜能。学校作为传授与创新科学技术知识的阵地，必须建立创新的制度与措施，培育创新学术氛围，培养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人才。只有具有特定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公民才有谋生手段，才能为公共参与奠定坚实的物质保障。
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14号
《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第38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5月7日起施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荣融
二ＯＯ六年四月七日
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以下简称企业）的财务监督，规范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综合反映企业资产运营质量，促进提高资本回报水平，正确引导企业经营行为，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综合绩效评价，是指以投入产出分析为基本方法，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照相应行业评价标准，对企业特定经营期间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经营增长以及管理状况等进行的综合评判。
第三条 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根据经济责任审计及财务监督工作需要，分为任期绩效评价和年度绩效评价。
（一）任期绩效评价是指对企业负责人任职期间的经营成果及管理状况进行综合评判。
（二）年度绩效评价是指对企业一个会计年度的经营成果进行综合评判。
第四条 为确保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的客观、公正与公平，有效发挥对企业的全面评判、管理诊断和行为引导作用，开展综合绩效评价工作应当以经社会中介机构审计后的财务会计报告为基础。
按规定不进行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的企业，其综合绩效评价工作以经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审计后的财务会计报告为基础。
第五条 开展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全面性原则。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应当通过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对影响企业绩效水平的各种因素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和综合评判。
（二）客观性原则。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应当充分体现市场竞争环境特征，依据统一测算的、同一期间的国内行业标准或者国际行业标准，客观公正地评判企业经营成果及管理状况。
（三）效益性原则。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应当以考察投资回报水平为重点，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基本方法，真实反映企业资产运营效率和资本保值增值水平。
（四）发展性原则。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应当在综合反映企业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企业年度之间的增长状况及发展水平，科学预测企业的未来发展能力。
第六条 国资委依据本办法组织实施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工作，并对企业内部绩效评价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评价内容与评价指标
第七条 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由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和管理绩效定性评价两部分组成。
第八条 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是指对企业一定期间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和经营增长四个方面进行定量对比分析和评判。
（一）企业盈利能力分析与评判主要通过资本及资产报酬水平、成本费用控制水平和经营现金流量状况等方面的财务指标，综合反映企业的投入产出水平以及盈利质量和现金保障状况。
（二）企业资产质量分析与评判主要通过资产周转速度、资产运行状态、资产结构以及资产有效性等方面的财务指标，综合反映企业所占用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资产管理水平与资产的安全性。
（三）企业债务风险分析与评判主要通过债务负担水平、资产负债结构、或有负债情况、现金偿债能力等方面的财务指标，综合反映企业的债务水平、偿债能力及其面临的债务风险。
（四）企业经营增长分析与评判主要通过销售增长、资本积累、效益变化以及技术投入等方面的财务指标，综合反映企业的经营增长水平及发展后劲。
第九条 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指标依据各项指标的功能作用划分为基本指标和修正指标。
（一）基本指标反映企业一定期间财务绩效的主要方面，并得出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的基本结果。
（二）修正指标是根据财务指标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对基本指标的评价结果作进一步的补充和矫正。
第十条 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是指在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的基础上，通过采取专家评议的方式，对企业一定期间的经营管理水平进行定性分析与综合评判。
第十一条 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指标包括企业发展战略的确立与执行、经营决策、发展创新、风险控制、基础管理、人力资源、行业影响、社会贡献等方面。
第十二条 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指标和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指标构成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的权重，依据评价指标的重要性和各指标的引导功能，通过参照咨询专家意见和组织必要测试进行确定。
第三章 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
第十三条 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标准分为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标准和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标准。
第十四条 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标准包括国内行业标准和国际行业标准。
（一）国内行业标准根据国内企业年度财务和经营管理统计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分年度、分行业、分规模统一测算并发布。
（二）国际行业标准根据居于行业国际领先地位的大型企业相关财务指标实际值，或者根据同类型企业组相关财务指标的先进值，在剔除会计核算差异后统一测算并发布。
第十五条 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标准的行业分类，按照国家统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进行划分。
第十六条 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标准按照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及指标类别，分别测算出优秀值、良好值、平均值、较低值和较差值五个档次。
第十七条 大型企业集团在采取国内标准进行评价的同时，应当积极采用国际标准进行评价，开展国际先进水平的对标活动。
第十八条 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标准根据评价内容，结合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水平和出资人监管要求，统一制定和发布，并划分为优、良、中、低、差五个档次。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标准不进行行业划分，仅提供给评议专家参考。
第十九条 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有关财务指标实际值应当以经审计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为依据，并按照规定对会计政策差异、企业并购重组等客观因素进行合理剔除，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可比性。
第二十条 财务绩效定量评价计分以企业评价指标实际值对照企业所处行业、规模标准，运用规定的计分模型进行定量测算。
管理绩效定性评价计分由专家组根据评价期间企业管理绩效相关因素的实际情况，参考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标准，确定分值。
第二十一条 对企业任期财务绩效定量评价计分应当依据经济责任财务审计结果，运用各年度评价标准对任期各年度的财务绩效进行分别评价，并运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出企业任期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分数。
第四章 评价工作组织
第二十二条 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工作按照“统一方法、统一标准、分类实施”的原则组织实施。
（一）任期绩效评价工作，是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国资委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
（二）年度绩效评价工作，是国资委开展企业年度财务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依据国资委年度财务决算工作程序和财务监督工作要求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国资委在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工作中承担以下职责：
（一）制定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制度与政策；
（二）建立和完善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三）制定和公布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标准；
（四）组织实施企业任期和年度综合绩效评价工作，通报评价结果；
（五）对企业内部绩效评价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任期绩效评价工作可以根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需要，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协助配合开展。受托配合的社会中介机构在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工作中承担以下职责：
（一）受托开展任期各年度财务基础审计工作；
（二）协助审核调整任期各年度评价基础数据；
（三）协助测算任期财务绩效定量评价结果；
（四）协助收集整理管理绩效定性评价资料；
（五）协助实施管理绩效定性评价工作。
第二十五条 管理绩效定性评价工作应当在财务绩效定量评价工作的基础上，聘请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社会中介等方面的资深专家组织实施。管理绩效评价专家承担以下工作职责：
（一）对企业财务绩效定量评价结果发表专家意见；
（二）对企业管理绩效实际状况进行分析和判断；
（三）对企业管理绩效状况进行评议，并发表咨询意见；
（四）确定企业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指标分值。
第二十六条 企业在综合绩效评价工作中承担以下职责：
（一）提供有关年度财务决算报表和审计报告；
（二）提供管理绩效定性评价所需的有关资料；
（三）组织开展子企业的综合绩效评价工作。
第五章 评价结果与评价报告
第二十七条 评价结果是指根据综合绩效评价分数及分析得出的评价结论。
第二十八条 综合绩效评价分数用百分制表示，并分为优、良、中、低、差五个等级。
第二十九条 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应当进行年度之间绩效变化的比较分析，客观评价企业经营成果与管理水平的提高程度。
（一）任期绩效评价运用任期最后年度评价结果与上一任期最后年度评价结果进行对比。
（二）年度绩效评价运用当年评价结果与上年评价结果进行对比。
第三十条 任期绩效评价结果是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评估企业负责人任期履行职责情况和认定任期经济责任的重要依据，并为企业负责人任期考核工作提供参考。
第三十一条 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是开展财务监督工作的重要依据，并为企业负责人年度考核工作提供参考。
第三十二条 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报告是根据评价结果编制、反映被评价企业绩效状况的文件，由报告正文和附件构成。
（一）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报告正文应当说明评价依据、评价过程、评价结果，以及需要说明的重大事项。
（二）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报告附件包括经营绩效分析报告、评价计分表、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专家咨询意见等，其中：经营绩效分析报告应当对企业经营绩效状况、影响因素、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和诊断，并提出相关管理建议。
第三十三条 对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揭示和反映的问题，应当及时反馈企业，并要求企业予以关注。
（一）对于任期绩效评价反映的问题，应当在下达企业的经济责任审计处理意见书中明确指出，并要求企业予以关注和整改。
（二）对于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反映的问题，应当在年度财务决算批复中明确指出，并要求企业予以关注和整改。
第六章 工作责任
第三十四条 企业应当提供真实、全面的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资料，企业主要负责人、总会计师或主管财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应当对提供的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和相关评价基础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三十五条 受托开展企业综合绩效评价业务的机构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的规定，规范技术操作，确保评价过程独立、客观、公正，评价结论适当，并严守企业的商业秘密。对参与造假、违反程序和工作规定，导致评价结论失实以及泄露企业商业秘密的，国资委将不再委托其承担企业综合绩效评价业务，并将有关情况通报其行业主管机关，建议给予相应处罚。
第三十六条 国资委的相关工作人员组织开展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工作应当恪尽职守、规范程序、加强指导。对于在综合绩效评价过程中不尽职或者徇私舞弊，造成重大工作过失的，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十七条 所聘请的评议专家应当认真了解和分析企业的管理绩效状况，客观公正地进行评议打分，并提出合理的咨询意见。对于在管理绩效评价过程中不认真、不公正，出现评议结果或者咨询意见不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对评价工作造成不利影响的，国资委将不再继续聘请其为评议专家。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根据本办法制定的《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实施细则》和评价标准另行公布。
第三十九条 企业开展内部综合绩效评价工作，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工作规范。
第四十条 各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开展综合绩效评价工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6年5月7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