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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4月1日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990年7月2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是云南省辖区内哈尼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内还居住着汉族、彝族、傣族、拉祜族、布朗族、回族、瑶族、白族、普米族等民族。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驻玖联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把自治县建设成为团结、民主、文明、富裕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内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自主地管理自治县的经济、文化事业。从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县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的合作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县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照顾民族乡和散居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文化，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自治县各民族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要加强团结，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团体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和干预国家行政、司法、教育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归侨、侨眷和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其家属在自治县内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其代表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哈尼族成员的比例应逐步做到与其人口比例大体相当。并且有哈尼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县县长由哈尼族的公民担任。
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哈尼族成员的比例应逐步做到与其人口比例大体相当。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中，应逐步做到至少有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其他工作人员中，要适当配备哈尼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树立艰苦朴素的作风，提高工作效率，要面向基层，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工作。
自治县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公正廉洁，忠于职守，密切联系群众，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反对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职能和工作，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执行。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副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应当有哈尼族的公民担任；工作人员中，应当有哈尼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汉语检察和审理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汉文汉语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释。法律文书使用汉文。
第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确定自治县的机构设置。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妇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对干部、职工进行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和业务技术的培训。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发挥干部和科技人员的作用，积极引进人才。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可以在上级国家机关下达的招收人员总额中自行确定从农村招收的比例。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同时要做好城镇的劳动就业工作。对长期在自治县工作的外来干部，其子女的劳动就业，在同等条件下给予适当照顾。


自治县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当主要在自治县内招收，并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补充编制内的自然减员缺额。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自治县的实际情况，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在福利、离休、退休待遇等方面适当照顾。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自治县的实际，自主地确定自治县的经济建设方针。
自治县经济建设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积极兴办地方工业，做到农业、工业、商业、运输业协调发展。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和保护自治县的自然资源。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由自治县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开发自治县的自然资源，应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合理开发，综合利用的方针，严禁无计划、掠夺式的开发。坚决制止无证开发和无证经营。
第十七条 自治县的农业坚持以粮为主，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确保粮食稳步增长，争取粮食自给，同时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茶叶、橡胶、紫胶、咖啡、甘蔗、芭蕉芋、水果等种植业和以猪牛为主的养殖业，逐步建立商品生产基地。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农业的产前产后服务。要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坚持固定耕地、扩大复种面积，积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禁止乱占耕地和滥用土地。
农村的房屋建设，实行就地改造为主的方针，尽量利用原有宅基地、不能耕作的空闲地和劣地。
农村的承包地、自留地、自留山和宅基地属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承包地和自留地非经批准，不得改作非农业用地。
个人和集体承包使用的土地、林木、牧场、水面的经营权和经营成果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和破坏。对放弃经营造成荒芜的土地，国家或集体有权收回调整。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切实搞好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护林防火，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和消耗量，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
自治县已划定的国家、集体的山林所有权长期不变。农村居民在自留地、自留山和房前屋后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允许继承和转让。荒山荒地可以承包给集体和个人造林育林。
对不宜耕种的陡坡地，要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牧，加强水土保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林政管理。木材的采伐和经营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经过批准，坚持凭证采伐，凭证流通，严禁毁林开荒、乱砍滥伐。重视水源林、风景林、防护林的培育和保护。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珍贵稀有的动物和植物，同时保护和合理利用其他有益的动物和植物资源。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扶持发展以私有私养为主的畜牧业。建立健全技术指导、良种繁育、疫病防治、饲料加工等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畜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水产资源，充分利用水库、坝塘、水田等水面资源，发展以养鱼为主的水产养殖业。禁止毒鱼、炸鱼和用电触鱼。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工业建设，根据本地资源和市场需要，以农产品的加工业为主，积极发展电力、采矿、冶炼、化工、建材等地方工业。要采取多种形式，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加强横向经济联系，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事业，搞好城乡公路、驿道的建设。发展民间运输。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要十分重视发展乡镇企业。根据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指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发展村办、乡（镇）办、乡（镇）村联办的企业和户办、联户办的企业。要从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从信息、流通上提供服务，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生活环境，防止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凡污染环境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作出规划，限期治理。一切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达不到要求的，不得试车投产。
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要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自治地方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自治县的基本建设项目。
自治县要加强城镇和集市建设。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按照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的原则制定规划，在工业区、经济作物区和交通站口逐步建设新的城镇和集市。充分发挥城镇和集市在交通、信息、金融、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中心作用。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商业体制改革，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要合理设置商业网点，积极参与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主渠道和平衡供求的作用。
自治县的国营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享受国家民族贸易政策的优惠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利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上调任务以外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做好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调拨和供应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在外汇留成等方面享受国家的优待。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把贫困乡村列为经济发展的扶持重点，在建设项目、资金投放、物资供应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并培养当地生产需要的各种技术人员，使他们能够利用当地资源，自力更生，发展商品生产，尽快脱贫致富。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财政是国家的一级地方财政。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自主地安排使用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自主地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自治县的财政收支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待。
国家下拨的各项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款，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用，也不得用于抵减正常经费。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要立足于发展生产，开源节流，努力增收节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计划外的财政开支和专项经费的分配，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各民族公民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
，以及革命传统和民族政策的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不断提高各民族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提倡尊老爱幼，提倡婚事新办，丧事从简，提倡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有计划、分阶段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稳步发展中等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学前教育。加强业余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努力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
对居住分散、经济落后的边远民族山区，根据财力，逐步设立以寄宿制和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小学或民族班。在县属中学设立民族班，创造条件建立民族中学。
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根据需要，可用少数民族语言辅助教学，并积极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坚持多种形式办学，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捐资助学。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教育经费必须随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使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提倡尊师重教，加强师资培训，建立一支合格的稳定的教师队伍。对教育成绩显著的教师给予表彰。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搞好科学技术培训工作，建立健全城乡科技网。加强对工农业生产先进技术的试验、示范、培训和推广工作，对成绩显著的科技人员给予表彰。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体育、图书、档案等文化事业。加强文化设施和文化队伍的建设。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重视搜集、整理、研究民族文化遗产，繁荣文艺创作。保护历史文物
、革命文物和名胜古迹。重视编写地方史志。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坚持中西医结合和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对地方病、常见病、多发病的研究和防治。重视妇幼和老年保健工作。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卫生状况。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的发掘、整理和应用。保护和发展药材资源。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培养当地少数民族的医务人员，稳定和发展乡村医疗卫生队伍。鼓励医务人员到山区工作。按照国家规定，鼓励集体办医。允许考核合格的个人行医。取缔巫医和不法游医。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认真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的出生率。提倡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
第三十八条 每年11月28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应当受到尊重。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必要的实施办法。
第四十条 本条例的修改，应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报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和各民族公民都必须遵守和执行本条例。



1990年7月2日
“严打”刑事政策的历史与未来

秦德良


[摘 要] 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经历了共和国初期的“从重、从快”“坚决无情地镇压”反革命，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的“依法从重从快”“严打”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基本上被取代了，实践证明，随着我国进入法治社会步伐加快以及可以选择的社会控制手段的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严打”刑事政策将逐渐演变为“重重”和“迅速公正审判”的刑事政策。

[关键词]“严打”政策 确立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严打”是在中共党中央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各级中共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牵头，组织各级公、检、法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严打”突出两个“严”字，一是打击重点是严重犯罪活动；一是对严重犯罪活动的打击要严厉，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它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从重”是就实体而言，“从快”是就程序而言。二者又分别体现为司法和立法两个层面：从司法层面看，“严打”是一种在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范围内“从重”、“从快”的执法活动，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严打”含义。[1] 但“严打”有时也体现在立法层面上，如1983年的“严打”，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当年9月2日颁布实施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2]

当代中国“严打”政策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重重”的“严打”政策不同，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我国“严打”政策的典型的政治性、军事性、行政性和阶级专政性。“严打”刑事政策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确立，8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今天，“严打”刑事政策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的历史与未来进行考察。

一、确立时期：共和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从重、从快”的“严打”刑事政策

1950年3月至1953年上半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建国初期中共领导的一场成功的镇压反革命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是对反革命分子的“坚决无情地镇压”, 是共和国的首次“严打”，这次“严打”所采用的政策主要是“从重、从快”[3]。

建国初期，出现了第一次犯罪高峰，峰顶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这次犯罪高峰正值两种社会制度更替的剧烈动荡时期。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由此开始了“从重、从快”的镇反“严打”斗争，一直持续到1953年上半年，镇反运动才结束。在整个运动中，共杀掉反革命分子71万人，关押129万人，管制123万人。[4] 可以说，镇反“严打”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是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的“严打”刑事政策表现出下列特点：

第一，毛泽东时代的“严打”镇反运动表现出了典型的政治性、阶级专政性、军事性、行政性和全民性。“严打”刑事政策由中共党中央决定和领导，全民参与，由政府和司法机关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实施；主要通过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发挥具体的打击作用，司法机关的司法裁判权从属于政府和军队的决定权和侦查权，因此，刑事司法程序成了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式”的行政治罪程序；主要目的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巩固共和国新生政权，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因此，“严打”刑事政策重视“保护法益”、轻视“保障人权，尤其是嫌疑人人权”的刑事法机能。

第二，“严打”刑事政策是在镇反与军事剿匪同步进行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最初没有宪法和法律约束，主要是在实现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大政策、大方针指导下运作的，显示了较强的军事性和功利性而欠缺科学性和公正性。“严打”刑事政策作为政府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公共决策更多地考虑了其政治性和效率性而忽视了刑事司法内在的公正价值，因此其所追求的司法效率是一种欠缺刑事司法正义的短期效率。

第三，在严厉打击严重反革命犯罪分子的“从重、从快”“稳准狠”的“严打”刑事政策下，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这一基本刑事政策仅处于次要地位，或者基本上被取代了。

第四，反革命分子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特别多，虽然对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收效显著，但强化了以政治与军事化的革命运动方式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严打”思维，而这种具有政治性、行政性、军事性、阶级专政性的“严打”，昭示了我国刑事司法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重打击，轻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的超职权主义的刑事司法理念，同时不够理性地附和了国民的死刑报应观念，对我国后来的“严打”刑事政策与实践、刑事司法以及国民的刑事司法心理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二、发展时期：对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刑事政策

（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严打”思想、政策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从1982年至今，几乎没有停止过“严打”斗争，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严打”斗争就有1983、1996、2001年三次。这段时期的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刑事政策，最早是在1979年针对转型社会初期的犯罪高峰提出。这是“严打”刑事政策的发展时期。对“严打”贡献了思想的主要是邓小平与彭真。

1、邓小平与彭真的“严打”思想

第一，“严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公、检、法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是党和人民的刀把子，根本任务是打击敌人、保护人民。”[5]“我们一直坚持对各种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决不对他们心慈手软”。[6]
“严打”是新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对少数教育不改悔的罪犯进行专政的斗争，因此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严打”刑事政策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科学原理。

第二，“严打”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一个方面
1981年５月，彭真在北京、上海等５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提出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同时，又提出要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首次将“严打”刑事政策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结合了起来。

第三，“严打”必须发动群众、组织大战役和抓大案要案。

第四，“严打”必须依法从重从快从严集中打击。
对刑事犯罪的问题“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7]“从重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以内的从重，不是加重；加重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以外加重判刑。”[8]

第五，“严打”是长期的经常的斗争。

第六，“要稳，要准”